觀念史家Isaiah Berlin 在〈二十世紀的政治理念〉一文中，談及人類掩蓋問題本質的企圖，雖然自古皆有；但二十世紀在使用人為方法消除懷疑並貶抑令人不安的問題時，和過去有兩大差別。第一，比起虛偽地自稱解決問題的反動派和浪漫主義者，二十世紀人類則傾向犬儒和盲從。第二，文藝復興時代以來種種力量集結成進步和反動兩大陣營，雙方立場清晰可辨。但至二十世紀則不再涇渭分明。
Isaiah Berlin並且認為二十世紀的共產和法西斯國家把個人訓練成無能力去感受問題之困擾的人，但這項批評顯然偏頗。因為生活在民主國家的人雖具有「選擇之心理上的可能性」(the psychological possibility of alternatives)，卻依然感受不到問題所在。因為作為觀念的「社會制約」結果的「意識形態」同時存在於極權國家和民主國家，而意識形態的戀物功能就潛藏在這種抉擇中。
走筆至此，有個重要訊息浮出，民主國家的人民就因為具有「選擇之心理上的可能性」，意識形態的戀物功能反而更加嚴峻。換言之，所謂的選民是主動還是被動做出選擇?!當那些被選的人、事、物是被刻意安排和布置的情況下，選民究竟在選甚麼?!
無庸置疑地，固著於某種特定立場的人們是無法看到本應該看到的事情。因此，明顯擺在眼前的問題卻可視若無睹。這類似在認知上變戲法。齊澤克(Slavoj Žižek )稱之為戀物式分裂(Fetishistic Split)——這是一種無法將抽象認知的事物在符號和感情上統合起來的態度。於是知道歸知道，但並非確實相信。這種分裂清楚地標示出，使我們否認親眼所見、所知之事物的意識形態之物質力量。這種戀物的拒認(fetish disavowal)是一種心理的特殊防衛機制，主體拒絕認知創傷的現實，藉此不去感覺創傷。
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隨著文明困境(predicament)的重重縈繞，「抹消問題」的傳統變得更加詭譎、難纏。 舉一個最顯著的例子，二十一世紀最亟待解決的難題很明顯地就是氣候問題。但從「京都議定書」到「巴黎協定」作為民主國家表率的美國兩度退出協定。再度競選美國總統的川普更曾公開否認地球暖化問題。川普非常典型地呈現戀物者粗暴、犬儒和現實的形象。
另外一個在認知上變戲法的例子，就是日趨嚴峻的兩岸問題。從李登輝說台灣沒有統獨問題，因為台灣已實質獨立；到賴清德說絕對不簽和平協議；這整套表演除了維持民進黨政權之外，主要還是配合美國霸權的戰略需求。至於台灣是否已獨立？這個問題已經不是問題。
總之，人們明明相信科學家對生態浩劫的預測，台灣也明明沒有獨立；縱使知道錯估形勢會帶來毀滅性災難，但卻在戀物的心理過程下獲得一個距離，即：容許自己拒絕在感情上接受在理智上接受的事實。甚至以國家之力來「抹消問題」。
二十世紀的「代議政治」誠然滿足了十九世紀人們的社會與政治飢渴，但同時也出現了Isaiah Berlin所形容的一種現象：道德激情的品質、力量以及浪漫、藝術的反叛精神，皆趨於式微。文明發展所產生的層層堆疊的兩難困境醞釀出妥協、雙標的時代氛圍。一種犬儒式嘲世態度逐漸濔漫於世。終於這個喪失道德勇氣的現代文明遂只能用戰爭和屠殺來「抹消問題」。
加薩屠殺正是以色列向全世界示範如何讓棘手問題消失。俄烏戰爭則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對「西方性渙散」的反撲。對以色列而言，以巴衝突這個問題就只有巴勒斯坦人徹底從迦薩，甚至約旦河西岸消失才能解決。對美國而言，只要中國永不崛起，俄羅斯持續衰退，那麼美國將再度偉大。
目前的以色列和美國都具有強烈的生存焦慮，因此它們不會耐心地全面性看待問題。因此在加薩屠殺行動中，人權問題自動消失，納粹屠殺經驗自動複製。猶太人難道不知己所不欲勿施予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