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煞有介事地問：北京對「西方普世價值」的否定，讓中國錯失了什麼？（風傳媒，2023-08-14）對此，我覺得北京對「西方普世價值」的否定，反倒讓何謂「西方普世價值」得到一次全面檢驗的絕佳機會。
首先就「西方普世價值」這個詞的語病來說，既然指稱的價值是「普世」的，就不應該加上「西方」。雖然2019年〈中國困惑（下）：為什麼「普世價值」不只是西方價值?〉一文的作者試圖讓所謂「普世價值」從西方霸權中逃逸出來，成為貨真價實的「普世」。可惜這終究只是一廂情願的文字遊戲。作為西方文化的應聲蟲是無法意識到「西方普世價值」之所以遭到嚴峻的挑戰，乃是因為內在於西方文化的一隻名為「偽善」的蠹蟲已經將遮羞布咬得千瘡百孔，遮不住了！
但精準地說，挑戰「西方普世價值」最為激進的並非中國，而是歐陸那些反啟蒙、反人文主義的思想家。例如，對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來說，「人權」完全是西方人文主義的意識型態的產物，因此在倫理學上無法自圓其說。歐洲新右派更是將「種族」的地位優於「民主」。
當西方文明現代化過程中將拒絕一切宗教信仰的「人為人文主義」道德化為「人道主義」，於是人權、民主、自由皆被視為「西方普世價值」的內涵。然而由於「偽善」這隻蠹蟲的存在，讓這些崇高的價值終究無法成為引領世界走向和平的大纛。
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偽善」的緣起，它乃內在於西方文明的基石之一一一基督教。基督教人性論認定人類具有原罪，救贖之道就是信仰上帝。對「原罪說」持正面看法者肯定它所引發的幽闇意識。最近就有人認為華人社會缺乏「上帝」這樣個主體，因此開不出高品質的民主法治。換言之，「華人社會傳統難以產生民主憲政的原因，其中涉及儒家對生命向德的可能性的重視，以及缺乏深刻的幽闇意識。」。殊不知一旦認同「原罪說」也就等於否定人的道德自主性(moral autonomy)。一群沒有道德主體性（指擁有自知之明以及對於自我的主宰能力）的人類如何建立真民主?!
更何況到了近代，這個充滿汙垢的原罪救贖之道還得馬丁路德出來清理一番才能繼續走下去，後來的尼采更乾脆殺了上帝。但上帝一旦消失，這些帶有原罪的人類如何自處?!完完全全訴諸律法？Terry Eagleton在討論「道德」這個主題時，特別提到說：沒有律法就不可能有愛(After Theory，p146)。這雖然是反猶傳統裡針對官僚條文主義（bureaucratic legalism）的批判，但卻也凸顯出希伯來文化的特徵一一缺乏道德自主性而重誡令。
西方現代化乃是一個徹底世俗化的過程。但為了保證俗世人的尊嚴而提倡的天賦人權仍然得乞靈於上帝。可見近代西方文化在人世間尋找價值源頭乃困難重重。於是「偽善」這種透過各種卑鄙伎倆或不實言詞詭辯來使人脫離困境的心態，遂隨處可見。明明是現實的政治或經濟目標卻刻意添上炙熱的道德熱情，更是屢見不鮮。
再者，2020年「慕尼黑安全會議」提出了一個新詞“Westlessness”，在此姑且譯為「西方性渙散」。何謂「西方性」？按照《慕尼黑安全報告》（Munich Security Report 2020），所謂的西方性，主要有三個內涵：第一是自由民主與人權的允諾（commitment to liberal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其次是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體制（market-based economy），最後則是國際制度下的跨國合作（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據此，既然西方共識都瓦解了，何來「西方普世價值」?!
其實，自從「普世價值」一詞流行以來，它始終就是西方主導的文化戰爭的工具而已。至於它的內涵也隨著戰略需要而成為填充題。從著重學術觀點的「尊重他人的权利、保障利己和自由的权利、擁有惩戒害人者的權利」三项原则，到著眼於政治角度的自由、人權、民主等口號皆是隨著時空而變化比重。
在〈全球化結束了，全球文化戰爭已開打〉一文中，專欄作家David Brooks大言不慚地描述西方民主的成功如何令世人稱羨。這篇道地的「偽善」洗腦文將文化戰爭的規模擴大，但卻化約了戰爭本質。刻意將衝突的原因歸結為：西方強調個人尊嚴，而世界其他多數國家則強調群體凝聚力。然後有心人士則將這種文化差異變身(transmogrify)為文化戰爭。
事實上，這數百年來無論精神上的侵略或者實體戰爭，西方的戰鼓何嘗停歇過?!現代中國曾自卑地喊出全盤西化。如今在經濟體系上是否可以自信地走出第三條路一一既非共產也非資本一一是值得拭目以待的。至於文化方面要想進行第二個結合一一馬克思與中華文化一一恐怕不容樂觀但勇氣可嘉。
總而言之，西方所締造的所謂普世價值在21世紀的今天已經矛盾百出、弊病叢生。美國川普風格的問世正說明物必自腐而後蟲生。西方對於各方質疑不反躬自省，反而藉由仇中來紓解焦慮不安，乃錯失了自癒的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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