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與蘇聯同源殊徑的發展方式所呈現的文化意涵

二十世紀末，中俄兩個共產國家先後發生重大政治事件。1989年中國發生六四事件，當時領導人是鄧小平；1991年12月25日蘇聯解體，當時領導人是戈巴契夫。這兩個領導人的格局不同、見識相左，導致兩個國家的命運全然迥異。

三十多年後，反思這段時代轉折的關鍵節點實在感觸良多。尤其是近日看到有人認真討論普丁的領導風格即將把俄羅斯帶入深淵。不得不佩服中華人民共和國選擇走出自己的路！蘇聯風光時沒有成為附庸，美國拉攏時也未曾淪為走狗。

普京的失误与俄罗斯的深渊（08-19 21:35）

他把这种因为资源价格暴涨带来的“财富回流”，误读成了“俄罗斯体制的成功”，把国家大病初愈的临时修复期，当成了可以千秋万代走下去的常态。

　　这是后来所有决策失误的根源。

　　他没看清，石油的红利是有周期的，一个国家只有在石油红利的上行周期里，完成国家转型，才能真正有明天。

　　但是，这个转型的黄金窗口，被普京自己亲手关上了。

普京的失误，让俄罗斯陷入深渊！（08-23 07:54）

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是计划经济的效率耗尽；是石油价格下跌导致财政枯竭；是科技革命（半导体、计算机、互联网）在苏联体制内完全无法落地；是一个靠资源出口和军备竞赛维持的帝国在1970年代之后就已经丧失了自我更新的能力。

　　戈尔巴乔夫不是原因，他是结果——是一个已经烂到根子里的系统终于撑不住了，才把一个改革派推上台。

　　但普京不这么看，在他的认知里，苏联不是病死的，是被人害死的，内部有叛徒（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寡头），外部有敌人（美国、北约、颜色革命），只要把叛徒清理掉，对敌人强硬起来，俄罗斯就能重新强大。

　　这个认知框架决定了他此后25年的所有决策。

反觀中國，有人站在西方自由主義的立場，認為鄧小平的改革之路尚有未竟之處。走向「民主發展型國家」才是實現民族崛起的唯一現實選擇。 這個說法的確很經典，但若看到台式民主的實例只會令人嗤之以鼻！ 希望現代中國能杜絕西方式民主，但也能擺脫傳統治亂循環的宿命。向西方取經的時代結束了，但未來中國是否有能力繼續走自己的路，就端看是否有機會成功地進行文化的第二個結合。

岳健勇觀點：蘇聯解體是否歷史的必然？

......無論在中國還是在西方學界，關於蘇聯解體的討論，常常伴隨著一種簡化的對照邏輯：蘇聯因政治開放而崩潰，中國因堅持威權改革而「成功」。這種判斷在歷史敘事上看似直觀，卻忽視了發展政治經濟學中的一個關鍵問題：制度改革的成敗，並不取決於是否避免了即時崩潰，而取決於是否在適當階段完成了國家能力的制度化升級。戈巴契夫改革的失敗，不能簡單歸因於政治開放本身，而在於改革未能形成與政治轉型相匹配的國家能力和制度基礎。

.....鄧小平的改革遠未達到蓋棺論定，言其成功的地步。經驗表明，「威權改革」只可能取得階段性成功，因為任何這樣的改革都繞不開民主轉型的問題，而真正自由開放的市場經濟，很難與封閉的專制政體長期共存——這已被歷史所反復證明。

因此，與其說昔日之蘇聯應當效法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不如說今日之中國更應當正確汲取蘇聯的教訓，在經濟發展取得相當成效，隨時可能墮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時刻，適時開啟公開性和民主化，通過相容法治民主、強國家和自主發展的制度創新，把中國建成一個獨具特色的「民主發展型國家」(democratic developmental state)——這或許是「半邊緣」的中國在冷戰後的自由主義全球化時代，為實現民族崛起的唯一現實選擇。 

參考：

你很难理解曾经的他有多么的难！

在上世纪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全球社会对两种社会制度的认知极为固化、泾渭分明。资本主义国家依托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则清一色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两种经济模式被生硬绑定、完全对立。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敏锐察觉到，单一的计划经济模式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潮流，僵化的体制只会束缚生产力进步。想要谋求发展、摆脱落后，就必须打破固有框架，推行改革开放，适度引入市场经济模式，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内核——统筹结合计划与市场两种经济手段。

　　当下的我们很难想象，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一改革思路需要承受何等巨大的压力。适度放开市场经济，就意味着默许市场机制下的部分合理差异，这在当时固守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是完全无法被接受的。

　　也正因如此，彼时众多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质疑、诟病中国的改革开放，甚至给中国贴上了“修正主义”的标签。

　　所谓“修正主义”，本质就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刻意歪曲、篡改、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基本原则。改革开放初期，就连朝鲜等传统社会主义伙伴国家，都曾一度误解中国的发展道路，认为我们背离了社会主义初心。

　　读懂了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与固化的思想偏见，才能真正读懂南巡讲话的深远意义，也能深切体会到邓小平同志当年突破桎梏、大胆改革，背负了何等沉重的舆论与政治压力。

言语立论只需片刻，落地践行却难如登天。

　　确定了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发展思路后，一系列棘手的现实难题接踵而至：市场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该占据多大比重？哪些行业可以全面市场化发展？哪些关乎国计民生的核心领域必须牢牢坚守国有主导？在放开市场活力的同时，如何筑牢防线，杜绝国家被西方势力和平演变？

　　这是一套体量庞大、错综复杂的时代课题，牵扯亿万民众的切身利益，每一步抉择都关乎国家兴衰。

　　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阵营群龙无首、四分五裂。全世界都在观望：中国能否扛起社会主义的大旗，力挽狂澜，守住社会主义的火种？

　　破解这一系列时代难题，需要成熟、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作为支撑，邓小平理论就此成为中国改革发展的核心指导思想。

　　科学的理论是发展的根基，但唯有落地实践才能彰显价值。

　　脱离实践的理论，终究只是空想空谈。

六四事件是顏色革命?

1989年寒夜，室友急敲門讓我趕緊看電視新聞。當時畫面的確震撼。室友分不清台灣人和中國人，以為是我家鄉發生政治動盪。依稀記得自己對法國如此興奮報導天安門廣場的一切總覺似乎有貓膩。巴黎還出現聲援活動。於是接連幾天比對各國頭版新聞標題，深覺它們似乎很期待發生大事件。果不其然六月四日終於出事了。

雖然死者含冤莫白，中共當局應有更仁慈的手段可解才對；但從美國介入的痕跡和王丹等人的行徑反推以及接連著蘇聯瓦解，這場民運的性質確實不單純。尤其後見之明的是，美國輸出顏色革命的劣跡已斑斑可考。

即便如此，中共這麼多年來對六四事件始終諱莫如深。直到近日才看到以下較為清楚的陳述：

张维为《这就是中国》第343集｜对话《今日俄罗斯》总编辑西蒙尼杨：突破西方话语霸权(2026-08-16 06:22:13)

    我们随之谈到了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我说邓小平在三个历史的关键时刻为中国做了三个抉择，这三个抉择永远改变了中国。

一是在1978年他决定要改革开放，当时也有其他选择，如对经济和外贸政策做一些微调。但邓小平决定进行大规模的改革与开放。

二是1989年，当时中国事实上发生一场“颜色革命”，邓小平采取了果断的措施，当时很多年轻人陷入政治浪漫主义，要求像戈尔巴乔夫那样推动所谓的“政治改革压倒一切”，邓小平则认为经济改革最重要，政治改革要为经济改革服务。他采取果断的措施，制止了这场“颜色革命”。

三是1992年苏联解体后不到20天，他就到南方视察，一路呼吁坚持社会主义，推动更大胆的改革开放。对于当时争议最多的市场经济问题，他一锤定音：市场这个东西是中性的，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后来的实践证明中国成功探索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成功之路。这一切永远改变了中国。

弔詭的是，在另一篇報導中張維為又把颜色革命吞回去了。

张维为对话RT总编辑西蒙尼扬：“哪有什么‘为什么’？中国将领导世界” (2026-08-21 07:44:05)

张维为：当时戈尔巴乔夫正在中国访问，我们很多年轻人陷入了所谓“政治浪漫主义”（political romanticism）。他们提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他们觉得中国应该像戈尔巴乔夫那样“政治改革压倒一切”。但邓小平说经济改革最重要，政治改革要为经济改革服务，这是他与戈尔巴乔夫最大的不同。

第三就在1992年。苏联解体后不到20天，邓小平就表示有话要说，他到中国南方进行了视察。当时存在最大的争议，就是中国还要不要开放，中国还要不要搞市场化的改革。因为许多人认为市场和社会主义是相矛盾的。邓小平说我们可以试验，市场这个东西是中性的，社会主义可以用，资本主义也可以用，我们可以试一试、用一用。后来证明我们走出一条混合经济的成功道路，我觉得这一切永远改变了中国。

這是為什麼？六四事件是或不是顏色革命竟然不容分說清楚?!這真是個永遠沒有真相的世界!

中國輿論戰占上風？

台灣公共討論空間一向眾聲喧嘩，但卻總是虎頭蛇尾。有人甚至困惑：當九成國民都上網，為何公共討論卻退場了？舉例來說，當俄烏戰爭爆發時台灣輿論一面倒支持烏克蘭。但當以色列屠殺巴勒斯坦人時台灣全然禁聲。媒體和意見領袖顯然對討論話題自我設限。連反戰團體在面對反反戰的聲音時也不敢大聲反駁。甚至出現軟弱無力的呻吟。參考：傅大為觀點：對婦女團體生氣的一個反戰的反省。

然而，當台灣開始針對大陸輿論戰或者認知戰進行反擊時，則火力凶猛。於是王滬寧、金燦榮、張維為和范勇鵬等就被視為統戰人士揪出來鬥臭了。由此可見，這些人所組成的宣講團已經收到成效。參考：吳再臨專欄：王滬寧主義拆「台」！且看它將如何「讓台灣反對台灣」？

張維為的《這就是中國》於2019年開播至今，想必已經打響名號。今年半島電視台(ALJazeera)也出現《這就是美國》的節目。的確，王滬寧的面相看似行陰詭之術者。范勇鵬也的確是大家嗤之以鼻忠黨愛國的模範生。但由於成長於馬克思主義影響下的政經環境，導致他們可以對世界局勢的分析以及對中西文化和制度的比較提供新的視野。因此，他們的言論確實有一定的價值。至於王滬寧是否有能力拆台，且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