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與蘇聯同源殊徑的發展方式所呈現的文化意涵

二十世紀末，中俄兩個共產國家先後發生重大政治事件。1989年中國發生六四事件，當時領導人是鄧小平；1991年12月25日蘇聯解體，當時領導人是戈巴契夫。這兩個領導人的格局不同、見識相左，導致兩個國家的命運全然迥異。

三十多年後，反思這段時代轉折的關鍵節點實在感觸良多。尤其是近日看到有人認真討論普丁的領導風格即將把俄羅斯帶入深淵。不得不佩服中華人民共和國選擇走出自己的路！蘇聯風光時沒有成為附庸，美國拉攏時也未曾淪為走狗。

普京的失误与俄罗斯的深渊（08-19 21:35）

他把这种因为资源价格暴涨带来的“财富回流”，误读成了“俄罗斯体制的成功”，把国家大病初愈的临时修复期，当成了可以千秋万代走下去的常态。

　　这是后来所有决策失误的根源。

　　他没看清，石油的红利是有周期的，一个国家只有在石油红利的上行周期里，完成国家转型，才能真正有明天。

　　但是，这个转型的黄金窗口，被普京自己亲手关上了。

普京的失误，让俄罗斯陷入深渊！（08-23 07:54）

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是计划经济的效率耗尽；是石油价格下跌导致财政枯竭；是科技革命（半导体、计算机、互联网）在苏联体制内完全无法落地；是一个靠资源出口和军备竞赛维持的帝国在1970年代之后就已经丧失了自我更新的能力。

　　戈尔巴乔夫不是原因，他是结果——是一个已经烂到根子里的系统终于撑不住了，才把一个改革派推上台。

　　但普京不这么看，在他的认知里，苏联不是病死的，是被人害死的，内部有叛徒（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寡头），外部有敌人（美国、北约、颜色革命），只要把叛徒清理掉，对敌人强硬起来，俄罗斯就能重新强大。

　　这个认知框架决定了他此后25年的所有决策。

反觀中國，有人站在西方自由主義的立場，認為鄧小平的改革之路尚有未竟之處。走向「民主發展型國家」才是實現民族崛起的唯一現實選擇。 這個說法的確很經典，但若看到台式民主的實例只會令人嗤之以鼻！ 希望現代中國能杜絕西方式民主，但也能擺脫傳統治亂循環的宿命。向西方取經的時代結束了，但未來中國是否有能力繼續走自己的路，就端看是否有機會成功地進行第二個結合。

岳健勇觀點：蘇聯解體是否歷史的必然？

......無論在中國還是在西方學界，關於蘇聯解體的討論，常常伴隨著一種簡化的對照邏輯：蘇聯因政治開放而崩潰，中國因堅持威權改革而「成功」。這種判斷在歷史敘事上看似直觀，卻忽視了發展政治經濟學中的一個關鍵問題：制度改革的成敗，並不取決於是否避免了即時崩潰，而取決於是否在適當階段完成了國家能力的制度化升級。戈巴契夫改革的失敗，不能簡單歸因於政治開放本身，而在於改革未能形成與政治轉型相匹配的國家能力和制度基礎。

.....鄧小平的改革遠未達到蓋棺論定，言其成功的地步。經驗表明，「威權改革」只可能取得階段性成功，因為任何這樣的改革都繞不開民主轉型的問題，而真正自由開放的市場經濟，很難與封閉的專制政體長期共存——這已被歷史所反復證明。

因此，與其說昔日之蘇聯應當效法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不如說今日之中國更應當正確汲取蘇聯的教訓，在經濟發展取得相當成效，隨時可能墮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時刻，適時開啟公開性和民主化，通過相容法治民主、強國家和自主發展的制度創新，把中國建成一個獨具特色的「民主發展型國家」(democratic developmental state)——這或許是「半邊緣」的中國在冷戰後的自由主義全球化時代，為實現民族崛起的唯一現實選擇。 

參考：

你很难理解曾经的他有多么的难！

在上世纪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全球社会对两种社会制度的认知极为固化、泾渭分明。资本主义国家依托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则清一色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两种经济模式被生硬绑定、完全对立。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敏锐察觉到，单一的计划经济模式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潮流，僵化的体制只会束缚生产力进步。想要谋求发展、摆脱落后，就必须打破固有框架，推行改革开放，适度引入市场经济模式，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内核——统筹结合计划与市场两种经济手段。

　　当下的我们很难想象，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一改革思路需要承受何等巨大的压力。适度放开市场经济，就意味着默许市场机制下的部分合理差异，这在当时固守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是完全无法被接受的。

　　也正因如此，彼时众多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质疑、诟病中国的改革开放，甚至给中国贴上了“修正主义”的标签。

　　所谓“修正主义”，本质就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刻意歪曲、篡改、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基本原则。改革开放初期，就连朝鲜等传统社会主义伙伴国家，都曾一度误解中国的发展道路，认为我们背离了社会主义初心。

　　读懂了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与固化的思想偏见，才能真正读懂南巡讲话的深远意义，也能深切体会到邓小平同志当年突破桎梏、大胆改革，背负了何等沉重的舆论与政治压力。

言语立论只需片刻，落地践行却难如登天。

　　确定了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发展思路后，一系列棘手的现实难题接踵而至：市场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该占据多大比重？哪些行业可以全面市场化发展？哪些关乎国计民生的核心领域必须牢牢坚守国有主导？在放开市场活力的同时，如何筑牢防线，杜绝国家被西方势力和平演变？

　　这是一套体量庞大、错综复杂的时代课题，牵扯亿万民众的切身利益，每一步抉择都关乎国家兴衰。

　　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阵营群龙无首、四分五裂。全世界都在观望：中国能否扛起社会主义的大旗，力挽狂澜，守住社会主义的火种？

　　破解这一系列时代难题，需要成熟、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作为支撑，邓小平理论就此成为中国改革发展的核心指导思想。

　　科学的理论是发展的根基，但唯有落地实践才能彰显价值。

　　脱离实践的理论，终究只是空想空谈。

六四事件是顏色革命?

1989年寒夜，室友急敲門讓我趕緊看電視新聞。當時畫面的確震撼。室友分不清台灣人和中國人，以為是我家鄉發生政治動盪。依稀記得自己對法國如此興奮報導天安門廣場的一切總覺似乎有貓膩。巴黎還出現聲援活動。於是接連幾天比對各國頭版新聞標題，深覺它們似乎很期待發生大事件。果不其然六月四日終於出事了。

雖然死者含冤莫白，中共當局應有更仁慈的手段可解才對；但從美國介入的痕跡和王丹等人的行徑反推以及接連著蘇聯瓦解，這場民運的性質確實不單純。尤其後見之明的是，美國輸出顏色革命的劣跡已斑斑可考。

即便如此，中共這麼多年來對六四事件始終諱莫如深。直到近日才看到以下較為清楚的陳述：

张维为《这就是中国》第343集｜对话《今日俄罗斯》总编辑西蒙尼杨：突破西方话语霸权(2026-08-16 06:22:13)

    我们随之谈到了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我说邓小平在三个历史的关键时刻为中国做了三个抉择，这三个抉择永远改变了中国。

一是在1978年他决定要改革开放，当时也有其他选择，如对经济和外贸政策做一些微调。但邓小平决定进行大规模的改革与开放。

二是1989年，当时中国事实上发生一场“颜色革命”，邓小平采取了果断的措施，当时很多年轻人陷入政治浪漫主义，要求像戈尔巴乔夫那样推动所谓的“政治改革压倒一切”，邓小平则认为经济改革最重要，政治改革要为经济改革服务。他采取果断的措施，制止了这场“颜色革命”。

三是1992年苏联解体后不到20天，他就到南方视察，一路呼吁坚持社会主义，推动更大胆的改革开放。对于当时争议最多的市场经济问题，他一锤定音：市场这个东西是中性的，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后来的实践证明中国成功探索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成功之路。这一切永远改变了中国。

弔詭的是，在另一篇報導中張維為又把颜色革命吞回去了。

张维为对话RT总编辑西蒙尼扬：“哪有什么‘为什么’？中国将领导世界” (2026-08-21 07:44:05)

张维为：当时戈尔巴乔夫正在中国访问，我们很多年轻人陷入了所谓“政治浪漫主义”（political romanticism）。他们提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他们觉得中国应该像戈尔巴乔夫那样“政治改革压倒一切”。但邓小平说经济改革最重要，政治改革要为经济改革服务，这是他与戈尔巴乔夫最大的不同。

第三就在1992年。苏联解体后不到20天，邓小平就表示有话要说，他到中国南方进行了视察。当时存在最大的争议，就是中国还要不要开放，中国还要不要搞市场化的改革。因为许多人认为市场和社会主义是相矛盾的。邓小平说我们可以试验，市场这个东西是中性的，社会主义可以用，资本主义也可以用，我们可以试一试、用一用。后来证明我们走出一条混合经济的成功道路，我觉得这一切永远改变了中国。

這是為什麼？六四事件是或不是顏色革命竟然不容分說清楚?!這真是個永遠沒有真相的世界!

中國輿論戰占上風？

台灣公共討論空間一向眾聲喧嘩，但卻總是虎頭蛇尾。有人甚至困惑：當九成國民都上網，為何公共討論卻退場了？舉例來說，當俄烏戰爭爆發時台灣輿論一面倒支持烏克蘭。但當以色列屠殺巴勒斯坦人時台灣全然禁聲。媒體和意見領袖顯然對討論話題自我設限。連反戰團體在面對反反戰的聲音時也不敢大聲反駁。甚至出現軟弱無力的呻吟。參考：傅大為觀點：對婦女團體生氣的一個反戰的反省。

然而，當台灣開始針對大陸輿論戰或者認知戰進行反擊時，則火力凶猛。於是王滬寧、金燦榮、張維為和范勇鵬等就被視為統戰人士揪出來鬥臭了。由此可見，這些人所組成的宣講團已經收到成效。參考：吳再臨專欄：王滬寧主義拆「台」！且看它將如何「讓台灣反對台灣」？

張維為的《這就是中國》於2019年開播至今，想必已經打響名號。今年半島電視台(ALJazeera)也出現《這就是美國》的節目。的確，王滬寧的面相看似行陰詭之術者。范勇鵬也的確是大家嗤之以鼻忠黨愛國的模範生。但由於成長於馬克思主義影響下的政經環境，導致他們可以對世界局勢的分析以及對中西文化和制度的比較提供新的視野。因此，他們的言論確實有一定的價值。至於王滬寧是否有能力拆台，且拭目以待！

再論「為什麼無神論而有道德的人才是偉大的人？」

為什麼成為人類是值得慶賀的事？

為什麼人類要十分努力才能成為人類？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孟子‧離婁下》）由此可見在儒家思想中，「道德」是區分人與禽獸的關鍵；這也同時說明儒家對生命向德的可能性的重視。

眾所周知，在儒家思想中，道德主體性是核心理念之一。據此，人不僅被動遵循外在規範，而且能夠自覺地認知道德價值、作出意志決斷並付諸行動，形成道德責任感與實踐能力。簡言之，儒家肯定人的道德自主性。故如何成為「人」？這是可以藉由修養自我完成的。職此之故，儒家並非宗教。至於其衍生物－－儒教－－乃是儒家的變異，尤其儒學法家化之後便成為統治者的工具了。

但對信奉基督教的西方人而言，道德準則是基於一位啟示的神；祂的品格、本性和話語是一切倫理和道德的基礎。其「原罪說」否定了人的道德自主性。「恩寵說」則鼓勵人因信而得救。以弗所書2:8提到「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For by grace you are saved through faith, and this is not from yourselves; it is God's gift.）

比較東、西方道德的來源之後，再來看看現代華人圈神學研究者如何看待道德與宗教的關係。其中最奇葩的是認為「上帝」這個超越存在的概念的缺位，乃是華人社會難以產生民主憲政的原因；甚至主張華人社會的虛偽乃源於「無信仰」。

這個「上帝」與「民主」之間的神邏輯是如何產生的呢？簡單來說，就是偏頗地認為儒家人性本善的天真論調，造成缺乏深刻的幽闇意識。而幽闇意識乃是產生「民主」的原始動力之一。為什麼？

這是因為幽闇意識源於基督教「原罪說」，而人既然具有原罪當然不可能成為完人。由此出發，對政治文化有兩重影響。一是不可能追求「聖王」、「哲王」這種觀念來解決政治統治者適任的問題。二是著重客觀法律制度防弊，因為「權力易滋腐化，絕對的權力則絕對地會腐化」。

但按照目前現實政治狀況，尤其針對制度防弊來說，美國川普政權的離譜行徑已然搓破三權分立的美夢。很顯然地，制度防弊和統治者人格必須同時考量才能克服「絕對權力、絕對腐化」的宿命。這就回到孟子的「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孟子·离婁上》）的睿智。

想向中共兜售民主？賣方真的清楚自己賣的東西?！

最近，台灣開始出現一種話題：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成敗關鍵何在？換言之，中國崩潰論已不再是肯定句了。有人認真地思考「後習近平時代」的中共政權何去何從。習近平的確打破了任期制，但「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是否打破任期制，而在於：集權之後，通向何處？」於是出現了下列兜售民主的文章：

在岳健勇觀點：習近平最大挑戰在於缺乏思想資源一文中，作者提出相當積極的意見：

習近平無疑意識到中國發展模式的深層危機，也擁有前所未有的巨大權力。但迄今為止，他尚未提出一個能夠系統整合強國家、政治公開性與自主發展的思想框架。在托克維爾困局（即舊制度改革越深入、社會期望越高漲、統治合法性反而可能越脆弱的悖論）之下，若將集中的權力僅局限於打擊權貴資本主義的部分後果，卻拒絕觸動其制度根基，並排斥任何形式的民主化嘗試，國家治理就只能在既有結構中不斷收緊，最終固化路徑，止步於「舊制度」（Ancien Régime）的邊際改良。

平心而論，這篇文章的出發點若是一種對中國未來政局的深層憂慮，那麼他應該更具體地陳述如何從「有控制的民主化」（managed democratization）走向推動民主發展型國家的制度重構（a new developmental regime）。尤其是，當歐美各個所謂民主先進國家已經發生民主制度無法回應民意的現象之後，若執意要推銷民主是否得先搞清楚自己賣的究竟是啥東西？!

為什麼無神論而有道德的人才是偉大的人？

在西方社會，無神論者為何會被貼上無道德的標籤？這難道僅僅是因為道德被認為需要建立在宗教的基礎上？而作為徹底的無神論者－－馬克思－－更是面臨「否定道德」的指控。但追根究底道德的根源究竟何在？為何不是建立在理性和自律上？

簡單來說，前者必須以「人是理性的動物」為前提，後者必須證明「人有自由意志」。然而兩者皆難有定論。

眾所周知，倫理學裡有個基本問題：究竟是理性還是經驗在根本上決定道德？要回答這問題首先得搞清楚何謂理性。但自從西方啟蒙運動以來，這個問題的討論仍停留在康德和反康德的階段。更何況二十一世紀的人類對「人是理性的動物」這個信念，還剩下多少執著?!

非理性主義哲學家柏森在《道德與宗教的兩個起源》(Les Deux sources de la morale et de la religion，1932）一書中，提到人類的道德有兩個來源：一是外在的自我，即社會的自我回應客觀外在的道德要求；可以稱作社會壓力，諸如傳統習慣和責任，它也是一種推動力。一是來自內在自我的衝動和渴望，是一種感情的驅使力，它表現為對生命的發展和最高價值的追求。簡言之，柏格森針對「是甚麼力量驅使人類去實踐道德」這個問題提出一種非理性主義式的解釋。

其實，西方社會無神論者在總人口的占比很低。究其原由恐怕很大程度是和道德有關。但對東方儒家社會而言，道德和宗教之間並無絕對關係。況且儒學是否為儒教？儒家倫理是否為宗教倫理？這些課題始終爭議性很大。

平心而論，宗教性的降低對人的道德究竟會產生何種影響？《認知科學趨勢》裡曾刊載過一篇文章針對「有神論者和無神論者的道德行為」的研究。而相信一個好人必須擁有宗教信仰者顯然居多數。對這些信仰者來說，沒有宗教信仰者竟然無法成為好人。「因信而有德」與「因信而得救」的邏輯顯然如出一轍。

所以，一旦儒學並非儒教能成為共識，那麼「無神論者無道德」的荒謬說法必然不攻自破。非宗教的儒家和無神論的馬克思主義相結合的關鍵契機就在於此。在此，不妨參考以下這篇從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角度出發的文章。

〈何谓彻底的无神论？——兼论无神论者的道德观问题〉

无神论者在西方国家往往会被贴上“不道德”的标签，因为道德被认为需要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然而，通过对“欧绪弗洛困境”的解读可以看出，道德与宗教实际是相互独立的。道德可以建立在理性与自律的基础上，但是在“德福一致”的要求下，它还可能滑向有神论或不可知论。不可知论并不等于真正的无神论，无神论与科学都是建立在自然主义的基础上，而只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主义者才是彻底的无神论者。马克思主义作为彻底的无神论也同样面临“否定道德”的指控，而本文的分析将说明，马克思主义否定的只是作为意识形态的“道德教条”，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下，只有真正的无神论者才可能成为道德的人。

中共習政權目前正推行兩個結合，即「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因此就現實來說，對儒家進行價值重估當是首要工作。因為在鄉村治理上，德治的重要性已浮上檯面。

〈桂华、賀雪峰：鄉村何以德治？——农民行為邏輯的社会学分析〉

德治，顾名思义是在治理过程中发挥道德的导引和规制力量，即通过提高治理者和被治理者的道德素养来改善治理面貌。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过程中，德治是必不可少的因素。在法治和自治两类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参与公共事务的人的道德素质越高，思想观念越先进，就越容易形成良好的社会格局。

如果只依靠法治，可能出现制度越来越复杂、治理成本越来越高的问题，“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9]通过自治来解决社会事务，通常在小范围内有效，超过一定的群体规模，群众自我组织成本会变得很高。德治依靠的是内在力量和人的自我约束，道德规范可减少人与人之间的猜忌，增加社会资本，减少外部监督要求。德治构成法治的润滑剂和自治的黏合剂，是社会善治的根基。

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语境下，每个人的道德意识汇聚起来，构成了群体的道德素养水平，个体的思想观念汇聚成为群体意识，群体的道德素养对于公共行动能否达成和公共利益能否实现至关重要。如果每个参与者的道德素养提高一分，则整个社会治理效果就会提高十分、百分。在集体行动中，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向着增加公共利益的方向用力，则社会和谐局面更容易形成。

问题在于，每个人参与社会治理时所处位置不同，利益诉求不同，如何确保利益诉求千差万别的人具有同等的道德意识和相似的行为动机呢？进一步看，德治虽然是善治的必要条件，但它同时也是社会善治所要达到的结果。也就是说，不是先有了农民道德素质的普遍提高，才有乡村“三治”结合面貌。很多时候，只有通过切实有效的乡村治理活动，才能解决农民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觉悟参差不齐的问题。

“麥當勞式正念”的淫威已經從企業掃到學校?!

正念正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霸权意识形态，因为它允许人们在全身心参与资本主义运转的同时，维持心智健全的道德幻觉。

——齐泽克

根據報導：世新大學校長陳清河日前在114學年度碩博士班畢業典禮上的致詞內容引發爭議，他脫口說出「要是你的時間沒管理好、情緒沒管理好、身體沒管理好，我告訴各位，趕快結束、趕快結束自己，因為這個世界已經沒有你存在的必要了」

柴契爾在1981年5月1日的《泰晤士報》上說：Economics is a method, whose aim is to change the heart and soul（經濟學是一種方法，其目標是改變心靈和靈魂）。四十五年後，這個以新自由主義為核心的心靈改造運動究竟製造出何種人類？

首先來看看剛落幕的韓國三星工會罷工活動，它所呈現的正是工會異化後非常典型的結果：虎頭蛇尾地走一圈，然後只有小部分勞工獲利。作為資本主義體制內的基層勞動者已喪失抗爭的能量。何以致此？

在〈趙丁琪:資本主義需要溫順的奶牛,於是改造了佛教〉一文中給出相當鮮活的答案：

自资本主义诞生以来，如何持续管理、驯服劳动者，以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始终是资产阶级需要面对的问题。工人阶级长期以罢工以及组建工会、政党等组织化、集体化的方式，反抗资本的剥削与规训。但进入新自由主义时代之后，阶级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颠覆。工人阶级持续衰落、组织化程度大幅降低，传统工会力量被持续弱化，制度化、公开化的集体反抗渠道不断收窄。在此背景下，工人的抵抗趋于个体化与隐蔽化，身心倦怠、精神冷漠、消极怠工成为当代劳动者最普遍、最主流的抵抗形态，构成了新自由主义语境下独有的消极反抗范式。......

面对劳动效率危机，企业管理者并没有选择通过重构不合理的职场制度、改善工作环境来消解结构性不公，而是试图借助正念训练来重振员工的工作热情。......

企业推行正念项目的目的，在于培训员工管理和调节情绪的能力，并提高专注力和注意力，让其在高强度和高不确定的职场环境中保持稳定高效的劳动输出，“使其成为企业中宝贵且不可或缺的资产”。员工的一切负面情绪和倦怠疏离，都被定义为“自我管理失效”的个人缺陷，他们被迫完成自我监控和自我驯化，以主动适配资本的效率逻辑。这种流行于企业的正念培训，因此也被戏谑称作“奶牛心理学”：“温顺安稳的奶牛，才能产出更多牛奶。”

世新大學校長陳清河的言論代表他完全接受這套訓練邏輯，提前幫助企業培育溫順安穩的奶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