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世代的人類圖像

繼七月開源社群「Hugging Face」遭 AI 代理非法潛入的風波之後，"路透社9月4日引用一份研究報告及兩名知情人士報導，OpenAI一群人工智能代理（AI agent）曾在今年春季「越獄」騎劫一個德國網站，並將它改成一個與其他AI代理的留言板"。(路透：OpenAI代理曾騎劫德國網站　高層知而不宣 | 香港01 )

安全事故連環爆，AI發展危機確已迫在眉睫。因此美國參議員 Bernie Sanders 與眾議員 Greg Casar 於9月3日提出《禁止人工超級智慧法案（Ban Artificial Superintelligence Act）》，要求永久禁止人工超智慧（artificial superintelligence）的開發與部署，並在主要監管機構成立前，全面暫停尖端 AI 模型的研發。違者最高可判 20 年有期徒刑，企業則可能面臨停業處分。

可悲的是，不管法案通過與否，AI的危害將持續到現代文明滅亡。以下三篇文章分別描繪出AI焚書的負面影響和數據殖民所引發的悲劇。

花几千万美元买下全世界的纸书，AI 焚书开始了？

这或许也将改变我们每个人获取知识的方式。

　　过去，一本纸书被买下来以后，可以永久保存、借给朋友、捐给图书馆或者卖进二手市场。出版社倒闭、书店关门，书仍然可以脱离原来的商业系统继续活着。可 AI 模型学到的知识，却被永久锁在了大厂的服务器里。 我们得到的只是一次临时的调用权限——需要注册、付费，默默忍受涨价、服务下线、模型迭代，甚至同一个问题今天和明天的回答完全相反。

現代版焚書坑汝——當AI開始「焚書」，一場文明存續的絞殺… 2026年09月01日 09:27

AI企業為何不惜投入重金收購舊書，甚至甘願背負「毀書」罵名？答案指向大模型行業共同的隱憂——網絡公開數據源正在急劇劣化。數據顯示，自2025年初以來，新發布的網際網路內容中AI生成的比例已超過一半。當模型用AI生成的內容繼續訓練自身，就會發生「模型塌縮」：邏輯能力退化、事實錯誤增多、表達趨於同質化。有研究追蹤了疊代九次的過程，從教堂到兔子，輸出內容逐漸荒誕變形。相比之下，二零二二年之前出版的紙質書籍，完全源自人類原創，經過編輯層層校對，信息密度高、邏輯嚴謹，被視為稀缺的「純淨語料」。技術越發達，反而越需要回溯到人類文明的源頭汲取養分——這正是AI時代最深刻的悖論。

 

萃取“默会知识”——一场遍及71国的静默数据殖民

引言：一场静默的“数据转移”

一、数据的饥渴——具身智能的阿喀琉斯之踵

......要理解为何全球科技巨头不惜以每小时15美元的代价，在71个国家招募数千名“数据工人”，必须首先看清具身智能所面临的终极挑战。

与在服务器中处理文本和图像的ChatGPT不同，具身智能机器人需要与混乱、非结构化的物理世界互动。它需要知道如何在不捏碎鸡蛋的情况下拿起它，如何在布满障碍物的地板上行走而不摔倒，如何识别“稍微拧一下”和“紧紧拧死”之间手腕力度的微妙差别。这些知识，在人工智能领域被称为“默会知识”——我们知道的，远多于我们能够说出的。

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在20世纪中叶提出的这个概念，在当今的AI浪潮中获得了残酷的现实对应。骑自行车时身体的平衡感，炒菜时对火候的直觉判断，叠衣服时手指对布料质地和厚度的瞬间感知，都无法被简化为一行行清晰的代码或逻辑规则。它们内化于人的身体，通过数年乃至数十年的实践与感知习得。而如今，科技公司正试图通过最原始、最笨拙，却也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将这种“身体智慧”外化：用摄像头记录下动作，再通过算法从海量视频帧中逆向解构出背后的物理规则和运动模式。......

四、伦理困境与未来之问——谁的知识？谁的未来？

......首先是数据所有权与剥削问题。学者尼克·库尔德利和乌利塞斯·梅希亚斯提出的“数据殖民主义”框架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科技资本将人类的日常生活，乃至最私密的家庭空间和身体动作，视为一种“就在那里，等待提取”的自然资源。工人以每小时15美元的价格出售自己一段时间的“动作数据”，但对于这些数据之后产生的巨额价值——驱动着估值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的机器人公司——不再拥有任何权利。这种不对等的交换，与历史上殖民者对原住民土地和资源的掠取，在结构上惊人地相似。信息的不透明加剧了这种不对等：Micro1以保密为由，不向工人透露客户名单；工人们不清楚自己的数据将被存储多久、如何被保护、是否会转售给第三方（如军事机构）。他们签署协议，获得报酬，但对自身参与塑造的科技未来图景，几乎一无所知。

其次是隐私与尊严的侵蚀。为了获取高质量数据，录制要求往往需要侵入劳动者最私密的个人空间——他们的家。虽然协议要求避免拍摄到家人，但家庭环境的布局、装饰、物品品牌等大量信息已然暴露。这些背景信息本身也具有巨大的数据价值，可能被用于其他AI模型的训练。劳动者的身体，连同其生活的空间，都成为了透明化的数据源。

更深层的，是对“劳动”与“人性”定义的冲击。过去，我们担忧AI取代的是需要认知和知识的“脑力劳动”。但现在，连叠衣服、铺床、收拾桌子这些最普通、最不被视为“技能”的体力动作，都在被系统地数据化，并用于训练其替代者。这迫使我们重新思考：究竟什么是唯有人类才能从事的劳动？当构成我们日常生活肌理的那些细微动作都可以被拆解、模仿并自动化时，人的能动性、创造性，乃至人的存在价值，将锚定于何处？

迈克尔·波兰尼曾警示，将一切知识（包括默会知识）彻底客观化、外部化的企图，可能导致意义的丧失。当机器人凭借从Zeus们那里学来的数据流利地铺床时，这个动作便与Zeus铺床时可能怀有的让房间整洁的意愿、结束一天工作的放松感、对舒适睡眠的期待等所有赋予该动作以个人意义的情感与情境剥离了。知识脱离了其承载者，成为漂浮的、可被任意组装的数据模块。那么，一个必然的追问是：如果知识可以如此被剥离，那么作为知识最初载体的人，其独特性与价值根基何在？

人性，在彩陶與黑陶之間顫慄－－挑戰線性時間觀

 

在自然界，黑色可以是缺少光所造成，也可以是所有的色光被吸收所造成。而在繪畫世界裡，將三原色的顏料予以適當比例混合，使其反射的色光降到最低，人眼所感覺到的也是黑色。

中國「天」之觀念的形成可追朔至西元前兩千五百年，大約堯之時(參見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這也是黑陶文化興盛時期。

《千字文》一開頭就說「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張」。「天地玄黃」語出《易經》，原文為「天玄地黃」。很顯然地，中國傳統宇宙觀認為天是黑的。

據聞印象派畫家圈流行的口頭禪是「大自然裡沒有黑色」。對這群想要在畫面上捕捉光影躍動的人來說，某一個場景在瞬間帶來的視覺衝擊才是繪畫的重點。

對照於此，中國水墨山水的基本精神——墨色代表一切顏色——正是中國文化的莊嚴力量。誠如史作檉所言：「水墨，即墨、即黑、即無色、即默、即合眾彩而默、即一切而一切、為真隱者之心能之」。

老子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五色：青、赤、白、黑、黃)這乃是道家對過度人文化所提出的警告。據說蘇東坡曾畫過朱竹，在場畫家一看，驚異地問：「世间那有朱色竹？」蘇東坡也反問：「世间何见墨色竹？」

顏色的文化意義顯然隨著文明的腳步越來越複雜，甚至兩極化。以黑色為例，它一方面象徵高貴、莊嚴、統攝一切；另一方面卻又象徵邪惡、反動、死亡、凶兆、災難。

睨視沉浸在五光十色漩渦裡的現代人之後，再回頭看看文明之前的人類從彩陶走向黑陶的漫長旅程中，是如何肯定自我的存在。重視黑的統合力量是否代表人類對大自然的理解和敬畏，同時也是自我肯定的表現?

設若我們試著將古希臘的戴奧尼索思精神(Dionysian)/阿波羅精神(Apollonian)與彩陶文化精神/黑陶文化精神作一對照，是否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東西方在走向「文明」的過程中，人性都面臨從狂亂的、激越的傾向，逐漸步入理性的、秩序的傾向,所差的只是轉進的方式和時間？

但人類一旦進入「文明」是否也預示著無可避免地走向線性的時間觀？理性是否就是迫使人類肯定世界、追逐進步的動力?

據此而推，尼采式的歷史神話「永恆回歸」以及莊子的「反復說」——「反覆終始，不知端倪」 (大宗師)都是對線性時間觀的挑戰。

而全面性挑戰線性時間觀將以人類是偶然闖入地球的生物作為前提。正如莫若(Jacques Monod)所言:「人類一定會從千年的夢幻中甦醒過來；這樣，人類就會發現他自身是完全孤獨的，與外界根本隔絕的．他最後會意識到，自己就像一個吉普賽人那樣生活在異國他鄉的邊境上．在那個世界裡，對他所彈奏的音樂是充耳不聞的，對他的希望，苦痛和罪惡也是漠不關心的．

...... 古老的盟約撕成了碎片，人類至少知道他在宇宙冷冰冰的無限空間中是孤獨的，他的出現是偶然的．」

中共與蘇聯同源殊徑的發展方式所呈現的文化意涵

二十世紀末，中俄兩個共產國家先後發生重大政治事件。1989年中國發生六四事件，當時領導人是鄧小平；1991年12月25日蘇聯解體，當時領導人是戈巴契夫。這兩個領導人的格局不同、見識相左，導致兩個國家的命運全然迥異。

三十多年後，反思這段時代轉折的關鍵節點實在感觸良多。尤其是近日看到有人認真討論普丁的領導風格即將把俄羅斯帶入深淵。不得不佩服中華人民共和國選擇走出自己的路！蘇聯風光時沒有成為附庸，美國拉攏時也未曾淪為走狗。

普京的失误与俄罗斯的深渊（08-19 21:35）

他把这种因为资源价格暴涨带来的“财富回流”，误读成了“俄罗斯体制的成功”，把国家大病初愈的临时修复期，当成了可以千秋万代走下去的常态。

　　这是后来所有决策失误的根源。

　　他没看清，石油的红利是有周期的，一个国家只有在石油红利的上行周期里，完成国家转型，才能真正有明天。

　　但是，这个转型的黄金窗口，被普京自己亲手关上了。

普京的失误，让俄罗斯陷入深渊！（08-23 07:54）

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是计划经济的效率耗尽；是石油价格下跌导致财政枯竭；是科技革命（半导体、计算机、互联网）在苏联体制内完全无法落地；是一个靠资源出口和军备竞赛维持的帝国在1970年代之后就已经丧失了自我更新的能力。

　　戈尔巴乔夫不是原因，他是结果——是一个已经烂到根子里的系统终于撑不住了，才把一个改革派推上台。

　　但普京不这么看，在他的认知里，苏联不是病死的，是被人害死的，内部有叛徒（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寡头），外部有敌人（美国、北约、颜色革命），只要把叛徒清理掉，对敌人强硬起来，俄罗斯就能重新强大。

　　这个认知框架决定了他此后25年的所有决策。

反觀中國，有人站在西方自由主義的立場，認為鄧小平的改革之路尚有未竟之處。走向「民主發展型國家」才是實現民族崛起的唯一現實選擇。 這個說法的確很經典，但若看到台式民主的實例只會令人嗤之以鼻！ 希望現代中國能杜絕西方式民主，但也能擺脫傳統治亂循環的宿命。向西方取經的時代結束了，但未來中國是否有能力繼續走自己的路，就端看是否有機會成功地進行文化的第二個結合。

岳健勇觀點：蘇聯解體是否歷史的必然？

......無論在中國還是在西方學界，關於蘇聯解體的討論，常常伴隨著一種簡化的對照邏輯：蘇聯因政治開放而崩潰，中國因堅持威權改革而「成功」。這種判斷在歷史敘事上看似直觀，卻忽視了發展政治經濟學中的一個關鍵問題：制度改革的成敗，並不取決於是否避免了即時崩潰，而取決於是否在適當階段完成了國家能力的制度化升級。戈巴契夫改革的失敗，不能簡單歸因於政治開放本身，而在於改革未能形成與政治轉型相匹配的國家能力和制度基礎。

.....鄧小平的改革遠未達到蓋棺論定，言其成功的地步。經驗表明，「威權改革」只可能取得階段性成功，因為任何這樣的改革都繞不開民主轉型的問題，而真正自由開放的市場經濟，很難與封閉的專制政體長期共存——這已被歷史所反復證明。

因此，與其說昔日之蘇聯應當效法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不如說今日之中國更應當正確汲取蘇聯的教訓，在經濟發展取得相當成效，隨時可能墮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時刻，適時開啟公開性和民主化，通過相容法治民主、強國家和自主發展的制度創新，把中國建成一個獨具特色的「民主發展型國家」(democratic developmental state)——這或許是「半邊緣」的中國在冷戰後的自由主義全球化時代，為實現民族崛起的唯一現實選擇。 

參考：

你很难理解曾经的他有多么的难！

在上世纪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全球社会对两种社会制度的认知极为固化、泾渭分明。资本主义国家依托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则清一色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两种经济模式被生硬绑定、完全对立。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敏锐察觉到，单一的计划经济模式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潮流，僵化的体制只会束缚生产力进步。想要谋求发展、摆脱落后，就必须打破固有框架，推行改革开放，适度引入市场经济模式，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内核——统筹结合计划与市场两种经济手段。

　　当下的我们很难想象，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一改革思路需要承受何等巨大的压力。适度放开市场经济，就意味着默许市场机制下的部分合理差异，这在当时固守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是完全无法被接受的。

　　也正因如此，彼时众多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质疑、诟病中国的改革开放，甚至给中国贴上了“修正主义”的标签。

　　所谓“修正主义”，本质就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刻意歪曲、篡改、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基本原则。改革开放初期，就连朝鲜等传统社会主义伙伴国家，都曾一度误解中国的发展道路，认为我们背离了社会主义初心。

　　读懂了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与固化的思想偏见，才能真正读懂南巡讲话的深远意义，也能深切体会到邓小平同志当年突破桎梏、大胆改革，背负了何等沉重的舆论与政治压力。

言语立论只需片刻，落地践行却难如登天。

　　确定了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发展思路后，一系列棘手的现实难题接踵而至：市场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该占据多大比重？哪些行业可以全面市场化发展？哪些关乎国计民生的核心领域必须牢牢坚守国有主导？在放开市场活力的同时，如何筑牢防线，杜绝国家被西方势力和平演变？

　　这是一套体量庞大、错综复杂的时代课题，牵扯亿万民众的切身利益，每一步抉择都关乎国家兴衰。

　　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阵营群龙无首、四分五裂。全世界都在观望：中国能否扛起社会主义的大旗，力挽狂澜，守住社会主义的火种？

　　破解这一系列时代难题，需要成熟、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作为支撑，邓小平理论就此成为中国改革发展的核心指导思想。

　　科学的理论是发展的根基，但唯有落地实践才能彰显价值。

　　脱离实践的理论，终究只是空想空谈。

六四事件是顏色革命?

1989年寒夜，室友急敲門讓我趕緊看電視新聞。當時畫面的確震撼。室友分不清台灣人和中國人，以為是我家鄉發生政治動盪。依稀記得自己對法國如此興奮報導天安門廣場的一切總覺似乎有貓膩。巴黎還出現聲援活動。於是接連幾天比對各國頭版新聞標題，深覺它們似乎很期待發生大事件。果不其然六月四日終於出事了。

雖然死者含冤莫白，中共當局應有更仁慈的手段可解才對；但從美國介入的痕跡和王丹等人的行徑反推以及接連著蘇聯瓦解，這場民運的性質確實不單純。尤其後見之明的是，美國輸出顏色革命的劣跡已斑斑可考。

即便如此，中共這麼多年來對六四事件始終諱莫如深。直到近日才看到以下較為清楚的陳述：

张维为《这就是中国》第343集｜对话《今日俄罗斯》总编辑西蒙尼杨：突破西方话语霸权(2026-08-16 06:22:13)

    我们随之谈到了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我说邓小平在三个历史的关键时刻为中国做了三个抉择，这三个抉择永远改变了中国。

一是在1978年他决定要改革开放，当时也有其他选择，如对经济和外贸政策做一些微调。但邓小平决定进行大规模的改革与开放。

二是1989年，当时中国事实上发生一场“颜色革命”，邓小平采取了果断的措施，当时很多年轻人陷入政治浪漫主义，要求像戈尔巴乔夫那样推动所谓的“政治改革压倒一切”，邓小平则认为经济改革最重要，政治改革要为经济改革服务。他采取果断的措施，制止了这场“颜色革命”。

三是1992年苏联解体后不到20天，他就到南方视察，一路呼吁坚持社会主义，推动更大胆的改革开放。对于当时争议最多的市场经济问题，他一锤定音：市场这个东西是中性的，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后来的实践证明中国成功探索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成功之路。这一切永远改变了中国。

弔詭的是，在另一篇報導中張維為又把颜色革命吞回去了。

张维为对话RT总编辑西蒙尼扬：“哪有什么‘为什么’？中国将领导世界” (2026-08-21 07:44:05)

张维为：当时戈尔巴乔夫正在中国访问，我们很多年轻人陷入了所谓“政治浪漫主义”（political romanticism）。他们提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他们觉得中国应该像戈尔巴乔夫那样“政治改革压倒一切”。但邓小平说经济改革最重要，政治改革要为经济改革服务，这是他与戈尔巴乔夫最大的不同。

第三就在1992年。苏联解体后不到20天，邓小平就表示有话要说，他到中国南方进行了视察。当时存在最大的争议，就是中国还要不要开放，中国还要不要搞市场化的改革。因为许多人认为市场和社会主义是相矛盾的。邓小平说我们可以试验，市场这个东西是中性的，社会主义可以用，资本主义也可以用，我们可以试一试、用一用。后来证明我们走出一条混合经济的成功道路，我觉得这一切永远改变了中国。

這是為什麼？六四事件是或不是顏色革命竟然不容分說清楚?!這真是個永遠沒有真相的世界!

中國輿論戰占上風？

台灣公共討論空間一向眾聲喧嘩，但卻總是虎頭蛇尾。有人甚至困惑：當九成國民都上網，為何公共討論卻退場了？舉例來說，當俄烏戰爭爆發時台灣輿論一面倒支持烏克蘭。但當以色列屠殺巴勒斯坦人時台灣全然禁聲。媒體和意見領袖顯然對討論話題自我設限。連反戰團體在面對反反戰的聲音時也不敢大聲反駁。甚至出現軟弱無力的呻吟。參考：傅大為觀點：對婦女團體生氣的一個反戰的反省。

然而，當台灣開始針對大陸輿論戰或者認知戰進行反擊時，則火力凶猛。於是王滬寧、金燦榮、張維為和范勇鵬等就被視為統戰人士揪出來鬥臭了。由此可見，這些人所組成的宣講團已經收到成效。參考：吳再臨專欄：王滬寧主義拆「台」！且看它將如何「讓台灣反對台灣」？

張維為的《這就是中國》於2019年開播至今，想必已經打響名號。今年半島電視台(ALJazeera)也出現《這就是美國》的節目。的確，王滬寧的面相看似行陰詭之術者。范勇鵬也的確是大家嗤之以鼻忠黨愛國的模範生。但由於成長於馬克思主義影響下的政經環境，導致他們可以對世界局勢的分析以及對中西文化和制度的比較提供新的視野。因此，他們的言論確實有一定的價值。至於王滬寧是否有能力拆台，且拭目以待！

再論「為什麼無神論而有道德的人才是偉大的人？」

為什麼成為人類是值得慶賀的事？

為什麼人類要十分努力才能成為人類？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孟子‧離婁下》）由此可見在儒家思想中，「道德」是區分人與禽獸的關鍵；這也同時說明儒家對生命向德的可能性的重視。

眾所周知，在儒家思想中，道德主體性是核心理念之一。據此，人不僅被動遵循外在規範，而且能夠自覺地認知道德價值、作出意志決斷並付諸行動，形成道德責任感與實踐能力。簡言之，儒家肯定人的道德自主性。故如何成為「人」？這是可以藉由修養自我完成的。職此之故，儒家並非宗教。至於其衍生物－－儒教－－乃是儒家的變異，尤其儒學法家化之後便成為統治者的工具了。

但對信奉基督教的西方人而言，道德準則是基於一位啟示的神；祂的品格、本性和話語是一切倫理和道德的基礎。其「原罪說」否定了人的道德自主性。「恩寵說」則鼓勵人因信而得救。以弗所書2:8提到「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For by grace you are saved through faith, and this is not from yourselves; it is God's gift.）

比較東、西方道德的來源之後，再來看看現代華人圈神學研究者如何看待道德與宗教的關係。其中最奇葩的是認為「上帝」這個超越存在的概念的缺位，乃是華人社會難以產生民主憲政的原因；甚至主張華人社會的虛偽乃源於「無信仰」。

這個「上帝」與「民主」之間的神邏輯是如何產生的呢？簡單來說，就是偏頗地認為儒家人性本善的天真論調，造成缺乏深刻的幽闇意識。而幽闇意識乃是產生「民主」的原始動力之一。為什麼？

這是因為幽闇意識源於基督教「原罪說」，而人既然具有原罪當然不可能成為完人。由此出發，對政治文化有兩重影響。一是不可能追求「聖王」、「哲王」這種觀念來解決政治統治者適任的問題。二是著重客觀法律制度防弊，因為「權力易滋腐化，絕對的權力則絕對地會腐化」。

但按照目前現實政治狀況，尤其針對制度防弊來說，美國川普政權的離譜行徑已然搓破三權分立的美夢。很顯然地，制度防弊和統治者人格必須同時考量才能克服「絕對權力、絕對腐化」的宿命。這就回到孟子的「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孟子·离婁上》）的睿智。

想向中共兜售民主？賣方真的清楚自己賣的東西?！

最近，台灣開始出現一種話題：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成敗關鍵何在？換言之，中國崩潰論已不再是肯定句了。有人認真地思考「後習近平時代」的中共政權何去何從。習近平的確打破了任期制，但「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是否打破任期制，而在於：集權之後，通向何處？」於是出現了下列兜售民主的文章：

在岳健勇觀點：習近平最大挑戰在於缺乏思想資源一文中，作者提出相當積極的意見：

習近平無疑意識到中國發展模式的深層危機，也擁有前所未有的巨大權力。但迄今為止，他尚未提出一個能夠系統整合強國家、政治公開性與自主發展的思想框架。在托克維爾困局（即舊制度改革越深入、社會期望越高漲、統治合法性反而可能越脆弱的悖論）之下，若將集中的權力僅局限於打擊權貴資本主義的部分後果，卻拒絕觸動其制度根基，並排斥任何形式的民主化嘗試，國家治理就只能在既有結構中不斷收緊，最終固化路徑，止步於「舊制度」（Ancien Régime）的邊際改良。

平心而論，這篇文章的出發點若是一種對中國未來政局的深層憂慮，那麼他應該更具體地陳述如何從「有控制的民主化」（managed democratization）走向推動民主發展型國家的制度重構（a new developmental regime）。尤其是，當歐美各個所謂民主先進國家已經發生民主制度無法回應民意的現象之後，若執意要推銷民主是否得先搞清楚自己賣的究竟是啥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