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社會，無神論者為何會被貼上無道德的標籤？這難道僅僅是因為道德被認為需要建立在宗教的基礎上？而作為徹底的無神論者－－馬克思－－更是面臨「否定道德」的指控。但追根究底道德的根源究竟何在？為何不是建立在理性和自律上？
簡單來說，前者必須以「人是理性的動物」為前提，後者必須證明「人有自由意志」。然而兩者皆難有定論。
眾所周知，倫理學裡有個基本問題：究竟是理性還是經驗在根本上決定道德？要回答這問題首先得搞清楚何謂理性。但自從西方啟蒙運動以來，這個問題的討論仍停留在康德和反康德的階段。更何況二十一世紀的人類對「人是理性的動物」這個信念，還剩下多少執著?!
非理性主義哲學家柏森在《道德與宗教的兩個起源》(Les Deux sources de la morale et de la religion，1932）一書中，提到人類的道德有兩個來源：一是外在的自我，即社會的自我回應客觀外在的道德要求；可以稱作社會壓力，諸如傳統習慣和責任，它也是一種推動力。一是來自內在自我的衝動和渴望，是一種感情的驅使力，它表現為對生命的發展和最高價值的追求。簡言之，柏格森針對「是甚麼力量驅使人類去實踐道德」這個問題提出一種非理性主義式的解釋。
其實，西方社會無神論者在總人口的占比很低。究其原由恐怕很大程度是和道德有關。但對東方儒家社會而言，道德和宗教之間並無絕對關係。況且儒學是否為儒教？儒家倫理是否為宗教倫理？這些課題始終爭議性很大。
平心而論，宗教性的降低對人的道德究竟會產生何種影響？《認知科學趨勢》裡曾刊載過一篇文章針對「有神論者和無神論者的道德行為」的研究。而相信一個好人必須擁有宗教信仰者顯然居多數。對這些信仰者來說，沒有宗教信仰者竟然無法成為好人。「因信而有德」與「因信而得救」的邏輯顯然如出一轍。
所以，一旦儒學並非儒教能成為共識，那麼「無神論者無道德」的荒謬說法必然不攻自破。非宗教的儒家和無神論的馬克思主義相結合的關鍵契機就在於此。在此，不妨參考以下這篇從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角度出發的文章。
〈何谓彻底的无神论？——兼论无神论者的道德观问题〉
无神论者在西方国家往往会被贴上“不道德”的标签，因为道德被认为需要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然而，通过对“欧绪弗洛困境”的解读可以看出，道德与宗教实际是相互独立的。道德可以建立在理性与自律的基础上，但是在“德福一致”的要求下，它还可能滑向有神论或不可知论。不可知论并不等于真正的无神论，无神论与科学都是建立在自然主义的基础上，而只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主义者才是彻底的无神论者。马克思主义作为彻底的无神论也同样面临“否定道德”的指控，而本文的分析将说明，马克思主义否定的只是作为意识形态的“道德教条”，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下，只有真正的无神论者才可能成为道德的人。
中共習政權目前正推行兩個結合，即「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因此就現實來說，對儒家進行價值重估當是首要工作。因為在鄉村治理上，德治的重要性已浮上檯面。
〈桂华、賀雪峰：鄉村何以德治？——农民行為邏輯的社会学分析〉
德治，顾名思义是在治理过程中发挥道德的导引和规制力量，即通过提高治理者和被治理者的道德素养来改善治理面貌。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过程中，德治是必不可少的因素。在法治和自治两类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参与公共事务的人的道德素质越高，思想观念越先进，就越容易形成良好的社会格局。
如果只依靠法治，可能出现制度越来越复杂、治理成本越来越高的问题，“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9]通过自治来解决社会事务，通常在小范围内有效，超过一定的群体规模，群众自我组织成本会变得很高。德治依靠的是内在力量和人的自我约束，道德规范可减少人与人之间的猜忌，增加社会资本，减少外部监督要求。德治构成法治的润滑剂和自治的黏合剂，是社会善治的根基。
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语境下，每个人的道德意识汇聚起来，构成了群体的道德素养水平，个体的思想观念汇聚成为群体意识，群体的道德素养对于公共行动能否达成和公共利益能否实现至关重要。如果每个参与者的道德素养提高一分，则整个社会治理效果就会提高十分、百分。在集体行动中，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向着增加公共利益的方向用力，则社会和谐局面更容易形成。
问题在于，每个人参与社会治理时所处位置不同，利益诉求不同，如何确保利益诉求千差万别的人具有同等的道德意识和相似的行为动机呢？进一步看，德治虽然是善治的必要条件，但它同时也是社会善治所要达到的结果。也就是说，不是先有了农民道德素质的普遍提高，才有乡村“三治”结合面貌。很多时候，只有通过切实有效的乡村治理活动，才能解决农民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觉悟参差不齐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