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為什麼無神論而有道德的人才是偉大的人？」

為什麼成為人類是值得慶賀的事？

為什麼人類要十分努力才能成為人類？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孟子‧離婁下》）由此可見在儒家思想中，「道德」是區分人與禽獸的關鍵；這也同時說明儒家對生命向德的可能性的重視。

眾所周知，在儒家思想中，道德主體性是核心理念之一。據此，人不僅被動遵循外在規範，而且能夠自覺地認知道德價值、作出意志決斷並付諸行動，形成道德責任感與實踐能力。簡言之，儒家肯定人的道德自主性。故如何成為「人」？這是可以藉由修養自我完成的。職此之故，儒家並非宗教。至於其衍生物－－儒教－－乃是儒家的變異，尤其儒學法家化之後便成為統治者的工具了。

但對信奉基督教的西方人而言，道德準則是基於一位啟示的神；祂的品格、本性和話語是一切倫理和道德的基礎。其「原罪說」否定了人的道德自主性。「恩寵說」則鼓勵人因信而得救。以弗所書2:8提到「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For by grace you are saved through faith, and this is not from yourselves; it is God's gift.）

比較東、西方道德的來源之後，再來看看現代華人圈神學研究者如何看待道德與宗教的關係。其中最奇葩的是認為「上帝」這個超越存在的概念的缺位，乃是華人社會難以產生民主憲政的原因；甚至主張華人社會的虛偽乃源於「無信仰」。

這個「上帝」與「民主」之間的神邏輯是如何產生的呢？簡單來說，就是偏頗地認為儒家人性本善的天真論調，造成缺乏深刻的幽闇意識。而幽闇意識乃是產生「民主」的原始動力之一。為什麼？

這是因為幽闇意識源於基督教「原罪說」，而人既然具有原罪當然不可能成為完人。由此出發，對政治文化有兩重影響。一是不可能追求「聖王」、「哲王」這種觀念來解決政治統治者適任的問題。二是著重客觀法律制度防弊，因為「權力易滋腐化，絕對的權力則絕對地會腐化」。

但按照目前現實政治狀況，尤其針對制度防弊來說，美國川普政權的離譜行徑已然搓破三權分立的美夢。很顯然地，制度防弊和統治者人格必須同時考量才能克服「絕對權力、絕對腐化」的宿命。這就回到孟子的「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孟子·离婁上》）的睿智。

想向中共兜售民主？賣方真的清楚自己賣的東西?！

最近，台灣開始出現一種話題：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成敗關鍵何在？換言之，中國崩潰論已不再是肯定句了。有人認真地思考「後習近平時代」的中共政權何去何從。習近平的確打破了任期制，但「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是否打破任期制，而在於：集權之後，通向何處？」於是出現了下列兜售民主的文章：

在岳健勇觀點：習近平最大挑戰在於缺乏思想資源一文中，作者提出相當積極的意見：

習近平無疑意識到中國發展模式的深層危機，也擁有前所未有的巨大權力。但迄今為止，他尚未提出一個能夠系統整合強國家、政治公開性與自主發展的思想框架。在托克維爾困局（即舊制度改革越深入、社會期望越高漲、統治合法性反而可能越脆弱的悖論）之下，若將集中的權力僅局限於打擊權貴資本主義的部分後果，卻拒絕觸動其制度根基，並排斥任何形式的民主化嘗試，國家治理就只能在既有結構中不斷收緊，最終固化路徑，止步於「舊制度」（Ancien Régime）的邊際改良。

平心而論，這篇文章的出發點若是一種對中國未來政局的深層憂慮，那麼他應該更具體地陳述如何從「有控制的民主化」（managed democratization）走向推動民主發展型國家的制度重構（a new developmental regime）。尤其是，當歐美各個所謂民主先進國家已經發生民主制度無法回應民意的現象之後，若執意要推銷民主是否得先搞清楚自己賣的究竟是啥東西？!

為什麼無神論而有道德的人才是偉大的人？

在西方社會，無神論者為何會被貼上無道德的標籤？這難道僅僅是因為道德被認為需要建立在宗教的基礎上？而作為徹底的無神論者－－馬克思－－更是面臨「否定道德」的指控。但追根究底道德的根源究竟何在？為何不是建立在理性和自律上？

簡單來說，前者必須以「人是理性的動物」為前提，後者必須證明「人有自由意志」。然而兩者皆難有定論。

眾所周知，倫理學裡有個基本問題：究竟是理性還是經驗在根本上決定道德？要回答這問題首先得搞清楚何謂理性。但自從西方啟蒙運動以來，這個問題的討論仍停留在康德和反康德的階段。更何況二十一世紀的人類對「人是理性的動物」這個信念，還剩下多少執著?!

非理性主義哲學家柏森在《道德與宗教的兩個起源》(Les Deux sources de la morale et de la religion，1932）一書中，提到人類的道德有兩個來源：一是外在的自我，即社會的自我回應客觀外在的道德要求；可以稱作社會壓力，諸如傳統習慣和責任，它也是一種推動力。一是來自內在自我的衝動和渴望，是一種感情的驅使力，它表現為對生命的發展和最高價值的追求。簡言之，柏格森針對「是甚麼力量驅使人類去實踐道德」這個問題提出一種非理性主義式的解釋。

其實，西方社會無神論者在總人口的占比很低。究其原由恐怕很大程度是和道德有關。但對東方儒家社會而言，道德和宗教之間並無絕對關係。況且儒學是否為儒教？儒家倫理是否為宗教倫理？這些課題始終爭議性很大。

平心而論，宗教性的降低對人的道德究竟會產生何種影響？《認知科學趨勢》裡曾刊載過一篇文章針對「有神論者和無神論者的道德行為」的研究。而相信一個好人必須擁有宗教信仰者顯然居多數。對這些信仰者來說，沒有宗教信仰者竟然無法成為好人。「因信而有德」與「因信而得救」的邏輯顯然如出一轍。

所以，一旦儒學並非儒教能成為共識，那麼「無神論者無道德」的荒謬說法必然不攻自破。非宗教的儒家和無神論的馬克思主義相結合的關鍵契機就在於此。在此，不妨參考以下這篇從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角度出發的文章。

〈何谓彻底的无神论？——兼论无神论者的道德观问题〉

无神论者在西方国家往往会被贴上“不道德”的标签，因为道德被认为需要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然而，通过对“欧绪弗洛困境”的解读可以看出，道德与宗教实际是相互独立的。道德可以建立在理性与自律的基础上，但是在“德福一致”的要求下，它还可能滑向有神论或不可知论。不可知论并不等于真正的无神论，无神论与科学都是建立在自然主义的基础上，而只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主义者才是彻底的无神论者。马克思主义作为彻底的无神论也同样面临“否定道德”的指控，而本文的分析将说明，马克思主义否定的只是作为意识形态的“道德教条”，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下，只有真正的无神论者才可能成为道德的人。

中共習政權目前正推行兩個結合，即「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因此就現實來說，對儒家進行價值重估當是首要工作。因為在鄉村治理上，德治的重要性已浮上檯面。

〈桂华、賀雪峰：鄉村何以德治？——农民行為邏輯的社会学分析〉

德治，顾名思义是在治理过程中发挥道德的导引和规制力量，即通过提高治理者和被治理者的道德素养来改善治理面貌。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过程中，德治是必不可少的因素。在法治和自治两类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参与公共事务的人的道德素质越高，思想观念越先进，就越容易形成良好的社会格局。

如果只依靠法治，可能出现制度越来越复杂、治理成本越来越高的问题，“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9]通过自治来解决社会事务，通常在小范围内有效，超过一定的群体规模，群众自我组织成本会变得很高。德治依靠的是内在力量和人的自我约束，道德规范可减少人与人之间的猜忌，增加社会资本，减少外部监督要求。德治构成法治的润滑剂和自治的黏合剂，是社会善治的根基。

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语境下，每个人的道德意识汇聚起来，构成了群体的道德素养水平，个体的思想观念汇聚成为群体意识，群体的道德素养对于公共行动能否达成和公共利益能否实现至关重要。如果每个参与者的道德素养提高一分，则整个社会治理效果就会提高十分、百分。在集体行动中，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向着增加公共利益的方向用力，则社会和谐局面更容易形成。

问题在于，每个人参与社会治理时所处位置不同，利益诉求不同，如何确保利益诉求千差万别的人具有同等的道德意识和相似的行为动机呢？进一步看，德治虽然是善治的必要条件，但它同时也是社会善治所要达到的结果。也就是说，不是先有了农民道德素质的普遍提高，才有乡村“三治”结合面貌。很多时候，只有通过切实有效的乡村治理活动，才能解决农民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觉悟参差不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