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注疏傳統和西方詮釋學來看文化發展的限制

以辨證自然觀和唯物史觀為指導來研究當代全球生態問題，確實非常必要，也是一件具有極其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的事情，為什麼？

完成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是消除全球生態危機的基本條件，為什麼？

 

如果剷除資本主義的無產階級政治革命呼籲善於利用生態政治運動，全球生態危機是否會因政經情勢動盪而病情加重？

  

法國年鑑史學家布勞岱（F. Braudel）曾說﹕「對于我們史學家而言，一個結構當然是一種構造，一種架構，但更是一種現實。......有些長期存在的結構成爲無數世代的穩定因素：它們擋住歷史洪流的去路，阻礙着同時也支配着歷史的流動速度。其他有些結構則很快就消失了。但所有的結構都既是支撑物又是障礙物。障礙物表現爲一系列的限制。試想一下打破特定的地理環境，突破特定的生理現實，打破特定的生産力限制，甚至突破特殊精神的局限的困難吧。心態環境同樣也是長時段的桎梏」（Écrits sur l'histoire, par Fernand Braudel, Paris: Flammarion, 1969, pp.50-51）。心態史家 P. Aries 也說：「心態有其內在的動力，那是一種群體的無意識」（l'inconscient collectif）。

從這個角度來看，當可以了解為何世人在危機時代尋找藥方時，往往會陷入尋求與正統掛勾的窘境。

例如，美國左翼刊物《每月評論》主編佛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自20世紀90年代便致力於結合馬克思主義與生態學，強調工人階級與地球生態受到資本主義體系的重大戕害，唯有同時進行社會革命與生態革命，才能擺脫人類生存的危機。而中國國家博物館于2011年1月11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孔子”塑像落成儀式，引發文革派激烈反攻。這兩件事表面上看起來不相干，但卻都是希望藉助某種正統的象徵來正當化自己行動的例子。

 

《淮南子．脩務訓》說﹕「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 Isaiah Berlin 也說﹕「正統(orthodoxy)乃是我們所建立起來唯一堅固的堡壘，足以使我們免於懷疑絕望，以及免於所有適應不良的恐怖經驗」。

於是政統，道統，法統，學統應運而生；於是西方哲學成了柏拉圖的註腳，而中國經學也成了孔孟的註腳。屬於異端的莊子為了平衡過度人文化的現象，遂提出「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 」的齊物思想。但千百年來終究欣賞莊周者眾，服膺其道者寡。想想郭象注《莊》豈是為了闡明莊子之思想？！郭象的哲學思考只是為了探究既能保存本性又能安於現狀地存活於世俗中的可能性。郭象硬要拖著道家的莊子一起陪他玩這套詮釋的遊戲，只是因為儒家離他的理想更遠而已。

根據Friedrich Ast(1778-1841) 所提出的「詮釋的循環」(hermeneutical circle)－－此一概念乃植基於人性的精神一致性，我們可以假設在詮釋的過程，整體的精神透過個體被發掘，而且部分透過整體而得到理解、整體也透過各部分的內在和諧而得到理解。但也有台灣學者在檢視中國的注疏傳統時指出 ，「這種（按：指中國注疏傳統）極具中國文化特色的詮釋學，就其發生程序而言，與西方近代的詮釋學頗有恍惚近似之處：兩者皆起於詮釋者與經典之間的主體性之「斷裂」，使兩者之間溝通不易，索解無由。」(參見《中國經典詮釋傳統》)

就東西立言方式的差異來看，中國注疏傳統和西方詮釋學之間真的有恍惚近似之處嗎？再者，若是兩者皆起於詮釋者與經典之間的主體性之「斷裂」，則「詮釋的循環」豈不空話?!

 
若以朱熹(1130-1200)和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1225–1274)作對照，將可以凸顯這個問題的複雜程度。 

雖然懷海德(A. N. Whitehead)說一部西方哲學史只是柏拉圖思想的註腳，但西方思想家殊少以注疏方式立言。即使在大量註解《聖經》的中世紀，問難體(Quaestiones Disputatae)仍是主要的寫作形式。阿奎那的巨著《神學大全》(Summa Theologica)就是採用這種寫作體裁。反觀陷入詮釋鎖定效應的朱熹，費了畢生心血所結撰的《四書集註》乃是引二程等理學家語來解釋四書。最後甚至自詡「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朱子語類》卷十九)。此書的權威性持續長達七百年，正應驗了布勞岱所稱的「心態環境是長時段的桎梏」。

 《集註》重在發揮義理，注疏風格有別於漢唐注家。但在「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傳統下，也只能緊扣住經典來借題發揮。所謂「榮古而弱今，賤近而貴遠，人之情哉」！最後則導致究竟是「六經注我」還是「我注六經」，爭論不休達數百年。別以為這是前現代人類的習性，瞧瞧最近發生的事件：孔子塑像乍現天安門，奉毛澤東思想為正統者狂吼：「孔子站起来了，就必然有人要跪下去。历史上孔子站姿最高的时代，也是劳动人民最悲惨的时代，孔子被批判的毛时代，则是劳动人民地位最高的时代；左翼分子搞生態得以馬克思思想為行動綱領；西方觀察家則是熱衷將茉莉花革命視為民主革命，好像這樣一來就可以拉近和東方伊斯蘭的距離......」 

其實，再深入觀察朱熹所處的時代就可了解心態環境如何成為無形結構，禁錮人心！相較於唐代的多元開放，宋代的文化風格乃傾向於本位主義。理學結合儒釋道，表面是文化融合，但理學家迫切需要建立道統，卻明顯地反映了缺乏文化自信。看看2011年2月5日英國首相卡梅倫的發言：「英國必須放棄失敗的文化多元主義，取而代之的是堅決捍衛自由的西方價值觀」。這無疑宣示國家文化多元主義已死亡，同時也說明西方文化正面臨嚴峻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