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周式的生命體驗── ──乘道德而浮游

道德逆轉(moral inversion)── ──不道德的道德感召力

 

對柏格森（Henri Bergson）這類非理性主義哲學家來說，人類的道德義務和理想乃存在於生命的活動和擴散之中。在《道德與宗教的兩個來源》一書裡，他提到人類的道德有兩個來源：一是外在的自我，即社會的自我回應客觀外在的道德要求；可以稱作社會壓力，諸如傳統習慣和責任，它也是一種推動力。一是來自內在自我的衝動和渴望，是一種感情的驅使力，它表現為對生命的發展和最高價值的追求。

觀諸歷史，柏格森的說法算是對道德行為的動機提出一個相當合理的解釋。問題是，這兩種力量在現實中並非以純粹的形式出現，而是相互交錯影響。試問這種混雜不同動機所產生的道德是甚麼樣的道德？況且，當其中一種力量壓倒性地超越另一種力量時，又是甚麼樣的情況呢？

想想尼采為何認為道德是屬於前歷史的產物，在自由的國度裡道德是沒有位置的？赫爾岑為何強調真正自由的人，創造自己的道德？馬克思為何把道德視為統治者軟化威權的糖衣？五四時代的魯迅為何喊出禮教吃人？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具有強制性的推動力往往凌駕發自內在的驅力。這正是具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要發出怒吼的原因。至於另一種狀況，即內在的驅力勝過強制性的推動力時，會產生甚麼情形？那恐怕是滿街皆聖徒和狂人！

其實，啟蒙運動之後，世上多狂人，這豈是偶然？！雖然，我很願意相信Paul Ricoeur所說的，人是意志與非意志的統一。但想想掀起紅潮半邊天的馬克思與引爆世界大戰的希特勒，我寧可選擇相信Michael Polanyi對理性思考缺陷的探討。他對狂人特質的分析可簡約為一句話：試著活在沒有信仰、義務和節制的虛無者(nihilist)，當他不耐孤獨而渴望與社會互動時，通常容易踏上政治之途；而且是採行政治暴動的信念來介入公共事務。

為什麼？因為政治舞台提供了發揮無限想像的空間，打倒威權，打破舊格局，展現新局面。這正是自以為沒有包袱，其實是沒有責任感的虛無者最喜歡的。

而為什麼像馬克思主義這樣充滿矛盾的學說會具有如此高超的說服力？Michael Polanyi的答案是：它使飽受道德自疑折磨的現代心靈，在滿足於對無情客觀性的熱情的同時，也能耽溺於種種道德熱情 (It enables the modern mind, tortured by moral self-doubt,  to indulge its moral passions in terms which also satisfy its passion for ruthless objectivity;  PERSONAL KNOWLEDGE, p. 228）。

換言之，它呼籲工人們推翻資本主義，建立一個自由正義博愛的王國，但卻不會用自由正義博愛這種情緒性用語。它藉由肯定無產階級對生產工具的占有，將會釋放目前受到資本主義束縛的財富，設法將社會主義從烏托邦轉化為科學。於是，道德熱情被澆鑄成科學肯定的形式。而且明明是現實的物質目標，卻添上了熾熱的道德熱情。

有個熟悉的例子── ──半狂人陳水扁，1999年這個冷血的律師在演講時咬出齊克果三個字，有很多人都認為突兀得很。但或許他真的懂得絕望是致死之病，而他的存在價值就是為台獨份子和弱勢者提供希望。看起來這是多麼熾熱的道德熱情！由此類推，我們也可理解為什麼蔡英文贏得過蘇貞昌。

沒有信仰、責任感和節制美德的虛無者踏上政治之途後，為何變成希望的提供者？或許因為他最熟悉的就是沒有希望的處境，他知道販賣希望最有市場。而在賣出希望的同時他也得到自我滿足。起碼他知道市場上有一群人需要靠他來提供希望。每一個競選承諾代表一個未來的新希望。只要這社會還有人靠著虛無飄渺的希望活著，這種戲碼就永遠不會落幕。

就如Michael Polanyi所說的，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感召力可稱作是不道德的道德感召力。例如，為什麼共產社會無需正義?因為正義隱含著人類社會始終不曾克服的匱乏，而共產社會沒有貧富不均所產生的匱乏故而無需正義。將視野拉往走向資本主義的中共，慨歎道德滑坡嚴重的中共高層顯然不懂馬克思主義！

2011年1月11日北京天安門廣場突然樹立大型的孔子塑像，引發了激烈爭論。在強大的反對聲浪下，北京當局在4月21日下令移走了孔子像。想想中國大陸還沒走到共產，就半途轉向資本主義；而如今回不去共產社會，也走不到資本式民主社會。若要回頭求助傳統的道德力量來解決嚴重的道德敗壞問題，更是困難重重。它未來命運真不知伊于胡底？!

莊周式的生命體驗── ──乘道德而浮游

 
There was always something mildly risible about the idea that humanity might be saved by studying Shakespeare.  To become a truly popular force, such elitist culture really needs to take the religious road.

                                                             ── ── Terry Eagleton《文化的理念》(The Idea of  Culture , p69)

揚‧亞祖-貝彤 (Yann Arthus-Bertrand) 在《HOME：搶救家園計畫二》這部影片的結尾，刻意將鏡頭拉到虔誠的天主教徒和伊斯蘭教徒浩大的朝聖場面，顯然慨歎環保理念至今仍未能成為信仰。這同時也呼應了Terry Eagleton所提出的說法：「精英文化若要成為名副其實的世俗力量，必須走向宗教一途」。

平心而論，宗教的確是絕對價值與日常生活的橋樑。因此若脫離宗教以及所謂的傳統道德而以科學的角度來重建道德觀，將會形成所謂的"理性道德觀"？還是更加墮入便宜行事的相對道德觀？以下節錄的是倡導"理性道德觀"的言論：

根據演化生物學及神經倫理學的說法，高度社會化的人類之所以有強烈的正義公平感，乃演化之功，銘刻在我們的神經網路之中；因此人重視合作與互惠，看不慣自私與不勞而獲（歸根究柢仍是為了自利）。道德文化的形成，也奠基於此。根據美國作家及神經科學家哈理斯（Sam Harris）的說法，倫理道德是建立在「有意識生物的福祉」之上；如此一來，道德也就有了客觀的標準以及科學的著力點。

根據這樣的原則，近日國內由老翁「殺妻」及安樂死誰來「拔管」引起的爭議，也就有了裁定的根據。王老先生其行雖可議，但其情可憫，更凸顯傳統的道德觀跟不上時代的需求，以及我們對老化社會的準備不足，未能讓飽受病痛折磨或是無意識的親人安詳離去，否則王老先生也不至於出此下策，醫院也不會急於撇清義務，讓腦死昏迷病人回家痛苦等死，增加親人的內疚。 【潘震澤】

眾所周知，倫理學裡有個基本問題：究竟是理性還是經驗在根本上決定道德？要回答這問題首先得搞清楚何謂理性。但自從西方啟蒙運動以來，這個問題的討論仍停留在康德和反康德的階段。

王陽明的致良知(格物為善之論)先於康德的定言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二百多年，用西方哲學的語言來說，他們的道德觀是絕對的，唯心的。前者強調良知本身不可視為偶有偶無，因為良知是主體的超越能力，不會隨外在經驗條件而生滅。而康德的定言律令也是不附帶任何經驗因素的先然形式命令，施諸一切理性者而皆準。他認為一切理性者的意志本身實為道德法則的普遍立法者，意志的自律是道德的最高原理。這裡所衍生的問題就是，人的理性是先天的(innate)？意志自律的根本條件是自由，而自由的存在與否是無法在理論上獲得證明的。因此，植基於實踐理性的道德律令至今仍只能算是一種理想！

進而言之，在道德領域內，康德認為經驗論的危害最大，因為若摻雜了經驗性因素，任何實踐的規範或法則就不再具有先然的形式條件，反而出現分殊相異的個人主見，於是最終無法獲致普遍一致的道德意義。

據此，理性道德觀的鼓吹者舉老翁「殺妻」之例來凸顯傳統道德的不合時宜，正是傾向經驗論。而以生物演化角度來說明人類道德感的產生乃演化之功，則是傾向唯物論。

因此，姑且將它視為反康德倫理觀的典型說法之一。它的基本特徵就是對理性抱持著實驗主義(experimentalism)式的立場：凡能產生效用的就是理性的；反之，則不是理性的。它和實證主義(positivism)同樣源於笛卡爾的知識論。這種天真的理性主義被稱作理性建構主義，其基本觀點為：凡宇宙之事物皆由思想所產生，思想本身（而非宇宙）是創造的唯一泉源。由批判式的理性論的觀點來看，這種理性是很不理性的。簡單來說，這種笛卡爾式的理性容易導致每個人只接受由他自己的理性所創造出來的價值。

再者，以演化觀點來論斷道德的根源，我認為比唯理論和經驗論更危險。此觀點若成立，無異乎承認螞蟻也有道德觀，因為此物種具有高度社會化的利他行為模式。根據研究所指出的，真社會性（英語：Eusociality）物種個體之間的相互餵養行為（trophallaxis），是產生社會性群體的基礎。更有一種稱為單雙套系統假說（haplodiploidy hypotheis）的理論，解釋部份物種真社會性群體的可能起源。這些物種的性別決定系統會產生具有單套染色體的雄性，以及有多套染色體的雌性。這類物種中雌性成員之間的血緣關係，比雌性和自己後代之間的血緣關係更大。在親屬選擇的作用下，幫助姊妹哺育後代的利益，便大於哺育自己後代的利益。這類動物包含螞蟻、蜜蜂與胡蜂。

「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的楊朱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一是「貴己」、「為我」，一是「律己」、「為他」。若以利他作為評論道德與否的準則，顯然楊朱是毫無道德感的。但如果"高度社會化的人類之所以有強烈的正義公平感，乃演化之功，銘刻在我們的神經網路之中"這句話成立，那麼楊朱是不必受到譴責的，因為他只是還沒進化的原始人而已！

其實，那些強調高度社會化的人類具有強烈的正義公平感的言論，是完全沒有歷史根據的。況且，若反推之，低度社會化的人類是否就不具有正義公平感呢？如果說高度社會化指的是：組織化 公有化 計畫化，那麼中古封建時代有高度组织，有统一管理生產的莊園制度，稱的上是非常高度社會化的。但試問，有誰會認為封建社會具有公平正義的特色？！

在此，不妨先來看看歷來哲學家是如何合理地解釋道德行為的動機，換言之，是甚麼力量驅使人類去實踐道德?

 

作為現代公民的代價 (三)

 

從台灣主體性的空洞來看主體的悲劇

 

綜觀台獨思想的發展，從法理台獨、文化台獨到價值台獨，這個戰略的確精準。一旦觸及價值，直抵靈魂深處，就很難翻轉。問題是，從台灣主體性到台灣意識，這種空洞無內涵的口號為什麼具有如此高的說服力？尤其是台獨狂熱分子是以甚麼樣的心態來面對強大的中國？

 

說來諷刺的很，這些問題的答案還得往中國近代史裡找。被祖國拋棄，滿是孤兒心態的台灣人，一旦自我意識覺醒，想要建立屬於自己的家，這應該是很正常的。畢竟國民黨給的不是正常的國家，不能滿足孤兒的需求。但這時候政客就有機可乘了。他以先知的姿態出現，灌輸人們自由的國家先於自由的個人而存在。沒錯，沒有國哪有家？！大家已耳熟能詳，不必費力就進入一般人的腦袋。

 

自由的國家先於自由的個人背後隱含的邏輯就是：自由的外在條件優於內在條件。而這正是納粹法西斯和共產獨裁的溫床。想想近代史裡，個人的覺醒和法西斯的猖獗乃是並行發展的，這並非歷史的偶然。啟蒙，讓個人意識覺醒；但覺醒之後，主體空洞無物，如何活下去？

 

既然道德和宗教權威皆被打趴了，那就瘋各種藝能偶像。政治上的獨裁者為了迎合民主的風尚，也紛紛喬裝成親民的形象。一切都只因為流行。

 

 

 

作為現代公民的代價 (四)

 

Les bonnes institutions sociales sont celles qui savent le mieux dénaturer l'homme, lui ôter son existence absolue pour lui en donner une relative, et transporter le moi dans l'unité commune; en sorte que chaque particulier ne se croie plus un, mais partie de l'unité, et ne soit plus sensible que dans le tout.

Celui qui, dans l'ordre civil, veut conserver la primauté des sentiments de la nature ne sait ce qu'il veut. Toujours en contradiction avec lui-même, toujours flottant entre ses penchants et ses devoirs, il ne sera jamais ni homme ni citoyen; il ne sera bon ni pour lui ni pour les autres. Ce sera un de ces hommes de nos jours, un Français, un Anglais, un bourgeois; ce ne sera rien.

　　　　　　　　　　　　　　　　　　      －－Rousseau's Émile: ou De l'éducation

 

 

若欲觀察台獨份子心中的台灣主體性不妨從蔡英文右派支持者的心態著手。以下摘錄一段相關文字：

 

「.....我認為，也許蔡英文即將為台灣開啟一個完全不同的時代。

上一個有總統樣的台灣總統，應該就是李登輝了，但李登輝太複雜了，同時也是日本教育下的產物，很難作為台灣人的代表。而最近這兩個總統，雖然很能代表台灣社會，但非常不「總統樣」。阿扁就是典型窮苦台灣人，打拚創天下的那個世代表徵；雖然努力得不得了，但既不懂得吃穿，更不懂得理念、信仰，一身土氣，但又戰鬥力十足。沒知識又兼沒衛生的土皇帝果然是把台灣民主和戰略地位拖個半死。

而馬英九代表的又是四九年渡海來台，小康官宦之家的外省世代最佳代表。雖吃穿不愁，但畢竟是小官小吏，蔣家的家臣出身，貴氣只學個毛皮，本質上還是個斤斤計較、戰戰競競的小公務員。官場之道，十分嫻熟，但對治國策略，帶領台灣走向未來一點辦法也沒有。

這兩大台灣過去社會的團塊，差不多都該走入歷史了。在打拚的一代、胼手胝足的一代之後，是相對富裕的台灣人，懂吃懂穿，全球走透透，有文化、有教養，對世界、對中國有不一樣的看法。蔡英文年紀雖不小，但因為家族早富，等於是我們五、六年級，甚至之後這個世代的先行者。我們這一個承先啟後的世代，居然這麼快就出一個有總統樣的領袖，等於是把台灣歷史往前快轉了二十年，台灣變動之巨，不可不謂驚人。

總之，蔡英文的時代，可以說是貴族菁英的時代，是登上世界舞台的時代，但也不要忘記，蔡英文時代也將是左派治國的時代。所以歷史揭過新的一頁之後，台灣還是要面臨右派無人的困境。」

這段來自地獄深層的呢喃，乃出自一個高喊「道德是古老社會一套廉價的治理方法」的靈魂。而這正是台灣主體性的核心價值：法律取代道德、物質超越精神。這種巴扎洛夫式的虛無是植基於理性主義和物質主義，將宗教和道德權威視為自由的對立面。

 

問題是：端靠法律和物質所揉塑的文化教養，除了虛榮地睥睨中國，狂妄地喊出「台灣從世界走向中國」之外，還剩甚麼？憑著這麼單薄而虛無的力量可以支撐台灣獨立？尤其諷刺的是，當台獨成為民進黨的招牌之後，我們這些不想統的人，反倒被迫和台獨劃清界線。

 

對在台灣土生土長的我們而言，雖然不想當中共統治下的中國人，但更不想當民進黨所雕塑的台灣人。在政治上，我們想保持現狀、拒絕台獨，絕不是因為支持國民黨；而是對喊出中國豬滾回去的民進黨徒深惡痛絕。和他們綁在同一張社會契約的我們深覺恥辱！更反諷的是，台獨思想一方面深具排他性，另一方面卻又深具奴性。在反舊壓迫的同時，卻又不自覺地追隨另一種包裝過的新壓迫。

 

從各屆民選領袖的形象演變過程，便可理解台灣意識所凝聚的是甚麼樣的內涵？霸氣的李登輝被包裝成民主先生，意志力頑強的陳水扁化身為超人，唯我獨尊的蔡英文轉身為女羅賓漢。至於對手馬英九則為了對照上的必要，從貴賓狗(相對於陳水扁的本土)變成軟腳馬(相對於蔡英文的強悍)。但馬英九之所以被訕笑為無能，事實上也強烈反映出台灣意識裡渴望強人統治的信心危機。[蔡英文在2012年大選後說：民進黨下一個世代領導人要的不是溫良恭儉讓，而是能獨當一面，有政治領導力，能領導整個團隊面對挑戰。]

 

今天的我們，可以從莊子的思想中找到拿起鋤頭的原動力，為自己吃的糧食勤奮工作，絕不會因為花錢買輕鬆就放棄。並且因為看懂文言文、繁體字，可以優游在諸子百家的思海裡，思考以人為中心的弊病，找到安身立命之處。這一切皆是因為國民黨撤退時，帶來一批真正有文化教養的人傳承下來的。這也是空洞無物的台灣意識給不了的。台灣意識缺乏文化的高度，台獨思想更是自閉的產物。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為何我必須將民進黨台獨理念的宣傳感召力視為不道德的道德感召力？首先，台獨意識所宣揚的是國家自由先於個人自由，而且為了達到台獨目標寧可犧牲其他一切價值。因此演變到最後，在台灣宣稱自己是中國人竟被視為叛徒。再者，台獨意識並非自然產生，而是某些人為了取得奪權正當性而鼓吹出來的思想工具。因此，必須將台獨意識和反對壓迫等同；並且集結社會上的反對力量，刻意將社會區隔成既得利益和非既得利益兩大群體，最後終成對立的階級。簡單來說，台獨意識在反壓迫的同時，不可避免地也產生壓迫他者的力量。

 

對我而言，民進黨的行徑和共產黨有太多雷同之處，尤其在思想改造上。雖說政治是必要之惡，但台式民主走到這步真的讓我們徹底無家可歸！叫白海豚轉彎的國民黨和叫中國豬滾回去的民進黨如何帶給台灣希望？嚮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於我何有哉？」 的我們，卻因為無法擺脫公民的身分而被迫載胥及溺，豈不悲哉！

 

矛盾百出的盧騷不就開門見山地說：「好的社會制度是最知道如何將人去自然化(to denature man)，為了給與相對的存在必須剝奪其絕對存在。將『我』(me)融入共同體，以便每個個體不再視自身為完整的單一(one)，而是整體的一部分」。作為公民，我們所失去的實在太多了.

 

作為現代公民的代價

作為現代公民的代價(一)

 

近來常想，作為「嚮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於我何有哉？」的少數，為什麼在現代民主社會比在專制封建的古代社會更難生存？國家機器鋪天蓋地，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帝制更讓你無所遁逃！

 

現代人不如哥倫布，沒有新大陸可以發現。縱使人跡罕至的深山也不是你隨便可以踏入。水中的莫無大帝國也被科技剝奪想像空間。最後，國家還以重大建設和經濟開發為由，隨時叫你滾出家園。

 

手上握著三張選票，想想做為公民的權利與義務，沒有欣慰只有心酸。這種選舉遊戲表面上讓人以為可以掌握自己命運，其實本質上和賭博一樣。然後願賭服輸，少數服從多數。

 

想想和一群完全沒有共識的人一起玩這種選舉遊戲，多麼危險！多麼無聊滑稽！可是放棄玩更覺窩曩。

 

但試想何謂共識？政治社會真有這種玩意兒？說穿了這東西只不過是和盧梭公意 (general will)一樣的抽象而空泛。柏林 (Isaiah Berlin)批判盧梭自由觀的危險之處就在於，他將自由等同於自我控制 (self-rule)，而自我統治又服從於公意。

 

瞧那群毛式民主的信徒就是相信自由等於自我控制 (self-rule)。於是只要我喜歡有甚麼不可以，於是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然後選擇自己的道路。然後呢？總體意志如何形成？縱使在歷史的因緣際會下形成，也只是一種多數暴力(the tyranny of  majority) 以及流行感和意見的暴力(the tyranny of the prevailing feeling and opinion)。

 

就像發展民主與科學變成近代中國的總體意志，但那卻是早期知識分子鸚鵡學舌來的，根本不是有著自己文化根脈的共同體認。只因為我們要在短期內讓國家跟西方列強一樣富強，於是知識分子拼命開急診藥方。而革命這帖特效藥他們自然也不會放過。只不過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根基是個大雜燴，如何能用鸚鵡學舌的伎倆複製?!

 

而且最重要的是，盧梭認為由自然狀態進入社會狀態，人類的行為便被賦予前所未有的道德性：正義替代了本能。換言之，人類雖然由於「社會契約」而喪失了天然的自由，但卻獲得社會自由以及對於他所享有的一切東西的所有權。正如 J. Burlamaqui 所說的：「政治的自由要遠遠優於自然的自由」。沒錯，現代人相信社會自由以及 政治的自由就是他們所能獲致的更徹底的自由。尤有甚者，還可以選擇相信鎖鏈下的 奴隸是自由的：「他可以立志選擇繼續當奴隸，或者 選擇冒最大的危險，跳出奴隸的處境」（參見:沙特《存在與虛無》第4部分，第1章, II )。

 

如果我們嚮往的民主是以放棄當自然人為代價，現代文明所孕育的公民人格注定是虛矯的！

 

從托兒所到大學，這訓練社會人、經濟人、政治人的一貫化作業流程，雖然在設計上花樣百出，近年來也開始強調「科際」（interdisciplinary）或「多科際」（multi-disciplinary）的培養；但只消看時尚流行和消費行為模式，甚至生育行為，就知道其成品和資本主義工廠所製造的產品一樣單調乏味。

 

例如，一會兒流行樂活，一會兒又倡慢活，於是騎重機耍威風，瘋單車秀慢活，休閒風對環保是正面的？人潮就像蝗蟲，令人膽寒！在價值觀方面，真正過日子的農家和那些假日到鄉間散心的都市人是不同的。到鄉間渡假的都市人，對農業是有潛在威脅的。

 

而單調乏味所產生的災難，在最近遊民問題上也可看出端倪。如果說遊民暴增是結構性失業潮所造成的，這顯然是因為教育把人窄化、專業化，喪失脫離體制後的生存能力。現代人長期被豢養在體制內，忘了沒有體制規範如何生存。而那些沒有家庭作後盾的人，更是只能流浪街頭。反觀脫離西方中古封建制度的遊民，創下多麼燦爛的一段歷史！

 

總之，一旦成為公民，就代表身上綁著一份社會契約。於是，啟蒙的夢饜將從此糾纏一輩子；因為個人意識的頓然覺醒和集體意識(總體意志)的陵勁淬礪，隨時考驗你的人格。大我小我、群己關係這些問題將如影隨形。

 

當然，此時聖賢先知馬上會制訂適合當代的倫理規範。所謂文明和野蠻的最大差別就是秩序。新時代要有新規範。可笑的是，人的心智哪有辦法像工廠的制式產品，換個零件就會有新的功能。最後，扭曲的人性創造出一個 Edgar Morin 所稱的全球鐵器時代(âge de fer planétaire)。這表示我們仍處於人類心智的史前時期，靠著支離破碎與邏輯選言的思考方式弄出虛假的合理性。

 

 

 

作為現代公民的代價 (二)

                  

群体意识的激化

　　1895年以后, 「群」这个观念突然在中国士大夫圈中开始变得很重要,它代表当时的人意识到中国在未来需要一新的政治社会组织和秩序。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群体意识从开始就有一激化的趋势,大约表现在下面两种思想发展:

(一)前瞻意识中的未来政治社会秩序是两层的。

　　A、民族主义:最显著的一层当然是由民族主义所投射的国家富强观念。......

        B、乌托邦主义:不可忘记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瞩目未来,不仅期盼民族主义,他们时而也期盼一个大同社会,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

(二)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未来理想社会,不论是民族国家或者是乌托邦的大同社会,都常常是以民主为内涵,而民主这个观念在1895年以后的转型时代也有激化的趋势,反映在民主观念发展的两方面。.......当时人的民主观念是什么?让我在讨论这个问题以前,先简单说明一下西方近现代对民主的基本观念。大约而言,这基本观念可以分为两型。一种是"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的民主观",它是以古代希腊、罗马的城邦政治为典型而突显的一个理念,那就是以人们参政为民主的主要涵义,并强调人之所以为人的德性一一公德只有透过政治参与才能实现。另一种是"自由主义的民主观"( liberaldemocracy ),它是以个人主义与天赋人权的观念为前提,而特别强调西方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观念,那就是民主的主要目的是保护个人与社团的具体权益,以免于政府及其他人的侵犯与压制。这里我要指出的是,从转型时代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主的认识是偏重于共和主义。

重要的是,转型时代的共和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两种趋势。一是直接民主的观念,认为民主就是主权在民,主权在民落实表现于人民参政,而人民参政最好的方式是不假借人民的代表,不透过代议政体而由人民直接投入政治,参与选举立法与政治决策。......共和主义的另外一个趋势就是强调民主的精神以别于民主的形式和制度,认为民主能否实现,主要靠人民的精神而不在于外在的形式与制度。......强调民主实现主要靠人民的意志和精神,必须人民经过一番精神的自觉和觉悟,把人民在政治上当家作主的意志与决心表现出来才是民主。

总之,转型时代后期大家对民主共和认识有两种趋势:强调直接民主与强调民主实质在于精神而不在于制度。这两种趋势在五四前后汇合起来形成当时一个极为流行的民主观念一一全民政治(Populism)。所谓全民政治,简单的说就是以直接民主去表现全体人民的意志与发挥人民的精神,从而实现主权在民的理想。这是一种浪漫型的民主思想,同时也是很危险的民主思想。因为浪漫型的全民主义很容易变成先知型的全民主义,这是当时中国革命思潮中很重要的一环,值得在此稍做深人的讨论。

                                               

                － －张灏《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自我转换》

 

在此，我們不妨從全民政治(或譯民粹主義Populism)來討論何謂虛假的合理性？不管是民智未開的民初，還是20世紀末的台灣，浪漫型的全民主義的確都發展成先知型的全民主義。而先知代表則分別是：毛澤東和李登輝。

 

根據張灝的分析，"既然全体人民的总体意志与精神难以捉摸,只有以少数先知先觉的精英的理想做为他们的总体意志，认为他们的理想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即使人民一时不能了解与认同这些理想也没有关系,甚至在必要时可以强迫他们接受这些理想。顺着这个想法推下去，很自然达到以开明专制来领导全民的观念，这就是先知型的全民主义，已离马列主义的「民主集中」观念很近了"。

 

正因如此，為了取得執政優勢，民進黨必須不斷以思想洗腦，即拉高總體意志的神聖高度(例如台獨)來代替正常執政，就像當年國民黨的反共抗俄一樣。如果維持現狀、擱置爭議可取得平實過日子的機會，那麼執政者就應該朝這方向努力。我相信這是政府存在的目的之一。可是怎麼老是有這麼一群好事份子，佯裝代表人民的總體意志，成天鬼吼鬼叫？！

 

難道是想當皇帝的癮犯了?在民主政制底下當皇帝，當然得先偽裝成先知，神化一番。這就是李登輝和他的信徒搞台獨的用意。偉大的李摩西帶領台灣人走出中國。果真想走出、也走的出，那也不是壞事！問題是掛羊頭賣狗肉的政客，老是拿一些口號玩把戲。到頭來沒走出中國，反倒陷的更深。歷史的詭譎正在於形勢比人強！

 

由此觀之，如果在民初轉型時期，我們不甩盧騷(共和主義民主觀)，而選擇走強調個人主義和天賦人權的自由主義民主觀，可避免走向先知型民粹主義？我們當然沒必要正面回答這種假設性的問題，但嚴肅地在腦中轉一下是有幫助的。

 

首先，將共和主義和自由主義對自由的基本態度作一比照：前者信奉的是積極自由，所要求的不僅是干涉的闕如，更要求行動者採取積極行動以實現自我控制(這暗含一個人與自我分裂和對抗)和自主。後者則以消極自由，即無干涉的自由（the absence of interference）為依歸，把自由看作行為外部約束的不存在(the absence of external constraints on action)，享有不受阻礙和限制的選擇權。

 

但最重要的是，共和主義的自由觀認為自由的國家先於自由的個人而存在，強調國家自由的優先性。自由主義自由觀則將國家和社會區分，國家不得隨意侵入社會。政治正當性的獲得主要以代議制以及圍繞代議制所創設的普選制政黨制。

 

然後試想一下，一群想要當家作主的台灣人民，吵了半天終於不代議，甚麼都直選了，可是為什麼又乖乖地服從於政治先知開明專制式的領導？是因為這個政治先知會帶領他們走出中國、台灣獨立；能讓這些人感覺真正當家作主、走路有風？只要有人願意承諾給予這份當家作主的感覺，其他一切都是次要？這種當家作主的渴望難道不是為了追求自由？還是中華文化裏寧為雞首、不為牛後的民族性作祟？

 

為什麼追求當家作主的自由和無條件接受政治先知開明專制式的領導，這種看似矛盾的現象卻真實存在於台灣的民主政治？只要回頭想想，從民初轉型時期到現在人們如何定義自由，這個問題就可迎刃而解。尤其不要忽略自由的國家先於自由的個人而存在，這種帶有集體主義傾向的自由觀的影響。

 

先從姚中秋所認同的經濟自由主義者論點－－自由的學說固然是西來的，自由卻是內生的，中國人的自由觀念也完全可以、並且應當是內生的－－來看，他們顯然就如張灝所說的：「當時人重视的精神自由观，把個人自由跟人格獨立、自尊、自任、自立这些观念混为一谈」。

 

姚中秋和中國經濟自由主義者認為自由是內生的，但中國人為何要等到西方列強強行叩關才知道要掙脫皇帝制度和禮教的束縛？把自由等同於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在《中國的自由傳統》裡所說的精神或心靈自由，但卻忽略狄百瑞也指出：「儒家真正的弱點似乎不在于他们的主张以失败告终，而是在于他们無意于或者也沒有能力建立自己的權力基础。」這似乎是強調自由是內生的自由主義者的盲點。

 

總而言之，強調自由是內生的，根本無力反駁以下的論調：「......中國傳統是專制的，沒有一點自由的影子。自由是純粹外來的。中國人要享有自由，就必須放棄自己的全部傳統。」

 

更進一步來說，自由這個概念是如何棲止在形上學的天堂，換句話說，它是如何自我確認的(self-validating)？人類將自由定義為：可以在多樣選擇裡有選擇的餘地；但卻沒辦法告訴人們，如何有能力作選擇。當現代文明讓憂鬱症、躁鬱症、焦慮症、強迫症、自殘、自閉變成流行精神疾病時，其實就是對自由被濫用提出警告。

 

自由有兩個先決條件：一是內在條件，包括思考、智能足以考慮自身處境，並且建立成功選擇的機會；二是外在條件，即給與選擇的可能。從民初轉型時期至今，海峽兩岸對自由的追求，幾乎只停留在人民參政自由這個層次打轉，很少思考如何從教育著手加強內在條件。事實上，這是非常棘手的問題，否則Erich Fromm也不會寫《逃避自由 》( The Fear of Freedom)。

 

綜合觀之，自由內在條件的缺乏，無論東方或西方，都是相當嚴重的問題。這種主體的悲劇也造成了虛假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