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周式的生命體驗── ──乘道德而浮游

道德逆轉(moral inversion)── ──不道德的道德感召力

 

對柏格森（Henri Bergson）這類非理性主義哲學家來說，人類的道德義務和理想乃存在於生命的活動和擴散之中。在《道德與宗教的兩個來源》一書裡，他提到人類的道德有兩個來源：一是外在的自我，即社會的自我回應客觀外在的道德要求；可以稱作社會壓力，諸如傳統習慣和責任，它也是一種推動力。一是來自內在自我的衝動和渴望，是一種感情的驅使力，它表現為對生命的發展和最高價值的追求。

觀諸歷史，柏格森的說法算是對道德行為的動機提出一個相當合理的解釋。問題是，這兩種力量在現實中並非以純粹的形式出現，而是相互交錯影響。試問這種混雜不同動機所產生的道德是甚麼樣的道德？況且，當其中一種力量壓倒性地超越另一種力量時，又是甚麼樣的情況呢？

想想尼采為何認為道德是屬於前歷史的產物，在自由的國度裡道德是沒有位置的？赫爾岑為何強調真正自由的人，創造自己的道德？馬克思為何把道德視為統治者軟化威權的糖衣？五四時代的魯迅為何喊出禮教吃人？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具有強制性的推動力往往凌駕發自內在的驅力。這正是具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要發出怒吼的原因。至於另一種狀況，即內在的驅力勝過強制性的推動力時，會產生甚麼情形？那恐怕是滿街皆聖徒和狂人！

其實，啟蒙運動之後，世上多狂人，這豈是偶然？！雖然，我很願意相信Paul Ricoeur所說的，人是意志與非意志的統一。但想想掀起紅潮半邊天的馬克思與引爆世界大戰的希特勒，我寧可選擇相信Michael Polanyi對理性思考缺陷的探討。他對狂人特質的分析可簡約為一句話：試著活在沒有信仰、義務和節制的虛無者(nihilist)，當他不耐孤獨而渴望與社會互動時，通常容易踏上政治之途；而且是採行政治暴動的信念來介入公共事務。

為什麼？因為政治舞台提供了發揮無限想像的空間，打倒威權，打破舊格局，展現新局面。這正是自以為沒有包袱，其實是沒有責任感的虛無者最喜歡的。

而為什麼像馬克思主義這樣充滿矛盾的學說會具有如此高超的說服力？Michael Polanyi的答案是：它使飽受道德自疑折磨的現代心靈，在滿足於對無情客觀性的熱情的同時，也能耽溺於種種道德熱情 (It enables the modern mind, tortured by moral self-doubt,  to indulge its moral passions in terms which also satisfy its passion for ruthless objectivity;  PERSONAL KNOWLEDGE, p. 228）。

換言之，它呼籲工人們推翻資本主義，建立一個自由正義博愛的王國，但卻不會用自由正義博愛這種情緒性用語。它藉由肯定無產階級對生產工具的占有，將會釋放目前受到資本主義束縛的財富，設法將社會主義從烏托邦轉化為科學。於是，道德熱情被澆鑄成科學肯定的形式。而且明明是現實的物質目標，卻添上了熾熱的道德熱情。

有個熟悉的例子── ──半狂人陳水扁，1999年這個冷血的律師在演講時咬出齊克果三個字，有很多人都認為突兀得很。但或許他真的懂得絕望是致死之病，而他的存在價值就是為台獨份子和弱勢者提供希望。看起來這是多麼熾熱的道德熱情！由此類推，我們也可理解為什麼蔡英文贏得過蘇貞昌。

沒有信仰、責任感和節制美德的虛無者踏上政治之途後，為何變成希望的提供者？或許因為他最熟悉的就是沒有希望的處境，他知道販賣希望最有市場。而在賣出希望的同時他也得到自我滿足。起碼他知道市場上有一群人需要靠他來提供希望。每一個競選承諾代表一個未來的新希望。只要這社會還有人靠著虛無飄渺的希望活著，這種戲碼就永遠不會落幕。

就如Michael Polanyi所說的，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感召力可稱作是不道德的道德感召力。例如，為什麼共產社會無需正義?因為正義隱含著人類社會始終不曾克服的匱乏，而共產社會沒有貧富不均所產生的匱乏故而無需正義。將視野拉往走向資本主義的中共，慨歎道德滑坡嚴重的中共高層顯然不懂馬克思主義！

2011年1月11日北京天安門廣場突然樹立大型的孔子塑像，引發了激烈爭論。在強大的反對聲浪下，北京當局在4月21日下令移走了孔子像。想想中國大陸還沒走到共產，就半途轉向資本主義；而如今回不去共產社會，也走不到資本式民主社會。若要回頭求助傳統的道德力量來解決嚴重的道德敗壞問題，更是困難重重。它未來命運真不知伊于胡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