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周式的生命體驗── ──乘道德而浮游

 
There was always something mildly risible about the idea that humanity might be saved by studying Shakespeare.  To become a truly popular force, such elitist culture really needs to take the religious road.

                                                             ── ── Terry Eagleton《文化的理念》(The Idea of  Culture , p69)

揚‧亞祖-貝彤 (Yann Arthus-Bertrand) 在《HOME：搶救家園計畫二》這部影片的結尾，刻意將鏡頭拉到虔誠的天主教徒和伊斯蘭教徒浩大的朝聖場面，顯然慨歎環保理念至今仍未能成為信仰。這同時也呼應了Terry Eagleton所提出的說法：「精英文化若要成為名副其實的世俗力量，必須走向宗教一途」。

平心而論，宗教的確是絕對價值與日常生活的橋樑。因此若脫離宗教以及所謂的傳統道德而以科學的角度來重建道德觀，將會形成所謂的"理性道德觀"？還是更加墮入便宜行事的相對道德觀？以下節錄的是倡導"理性道德觀"的言論：

根據演化生物學及神經倫理學的說法，高度社會化的人類之所以有強烈的正義公平感，乃演化之功，銘刻在我們的神經網路之中；因此人重視合作與互惠，看不慣自私與不勞而獲（歸根究柢仍是為了自利）。道德文化的形成，也奠基於此。根據美國作家及神經科學家哈理斯（Sam Harris）的說法，倫理道德是建立在「有意識生物的福祉」之上；如此一來，道德也就有了客觀的標準以及科學的著力點。

根據這樣的原則，近日國內由老翁「殺妻」及安樂死誰來「拔管」引起的爭議，也就有了裁定的根據。王老先生其行雖可議，但其情可憫，更凸顯傳統的道德觀跟不上時代的需求，以及我們對老化社會的準備不足，未能讓飽受病痛折磨或是無意識的親人安詳離去，否則王老先生也不至於出此下策，醫院也不會急於撇清義務，讓腦死昏迷病人回家痛苦等死，增加親人的內疚。 【潘震澤】

眾所周知，倫理學裡有個基本問題：究竟是理性還是經驗在根本上決定道德？要回答這問題首先得搞清楚何謂理性。但自從西方啟蒙運動以來，這個問題的討論仍停留在康德和反康德的階段。

王陽明的致良知(格物為善之論)先於康德的定言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二百多年，用西方哲學的語言來說，他們的道德觀是絕對的，唯心的。前者強調良知本身不可視為偶有偶無，因為良知是主體的超越能力，不會隨外在經驗條件而生滅。而康德的定言律令也是不附帶任何經驗因素的先然形式命令，施諸一切理性者而皆準。他認為一切理性者的意志本身實為道德法則的普遍立法者，意志的自律是道德的最高原理。這裡所衍生的問題就是，人的理性是先天的(innate)？意志自律的根本條件是自由，而自由的存在與否是無法在理論上獲得證明的。因此，植基於實踐理性的道德律令至今仍只能算是一種理想！

進而言之，在道德領域內，康德認為經驗論的危害最大，因為若摻雜了經驗性因素，任何實踐的規範或法則就不再具有先然的形式條件，反而出現分殊相異的個人主見，於是最終無法獲致普遍一致的道德意義。

據此，理性道德觀的鼓吹者舉老翁「殺妻」之例來凸顯傳統道德的不合時宜，正是傾向經驗論。而以生物演化角度來說明人類道德感的產生乃演化之功，則是傾向唯物論。

因此，姑且將它視為反康德倫理觀的典型說法之一。它的基本特徵就是對理性抱持著實驗主義(experimentalism)式的立場：凡能產生效用的就是理性的；反之，則不是理性的。它和實證主義(positivism)同樣源於笛卡爾的知識論。這種天真的理性主義被稱作理性建構主義，其基本觀點為：凡宇宙之事物皆由思想所產生，思想本身（而非宇宙）是創造的唯一泉源。由批判式的理性論的觀點來看，這種理性是很不理性的。簡單來說，這種笛卡爾式的理性容易導致每個人只接受由他自己的理性所創造出來的價值。

再者，以演化觀點來論斷道德的根源，我認為比唯理論和經驗論更危險。此觀點若成立，無異乎承認螞蟻也有道德觀，因為此物種具有高度社會化的利他行為模式。根據研究所指出的，真社會性（英語：Eusociality）物種個體之間的相互餵養行為（trophallaxis），是產生社會性群體的基礎。更有一種稱為單雙套系統假說（haplodiploidy hypotheis）的理論，解釋部份物種真社會性群體的可能起源。這些物種的性別決定系統會產生具有單套染色體的雄性，以及有多套染色體的雌性。這類物種中雌性成員之間的血緣關係，比雌性和自己後代之間的血緣關係更大。在親屬選擇的作用下，幫助姊妹哺育後代的利益，便大於哺育自己後代的利益。這類動物包含螞蟻、蜜蜂與胡蜂。

「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的楊朱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一是「貴己」、「為我」，一是「律己」、「為他」。若以利他作為評論道德與否的準則，顯然楊朱是毫無道德感的。但如果"高度社會化的人類之所以有強烈的正義公平感，乃演化之功，銘刻在我們的神經網路之中"這句話成立，那麼楊朱是不必受到譴責的，因為他只是還沒進化的原始人而已！

其實，那些強調高度社會化的人類具有強烈的正義公平感的言論，是完全沒有歷史根據的。況且，若反推之，低度社會化的人類是否就不具有正義公平感呢？如果說高度社會化指的是：組織化 公有化 計畫化，那麼中古封建時代有高度组织，有统一管理生產的莊園制度，稱的上是非常高度社會化的。但試問，有誰會認為封建社會具有公平正義的特色？！

在此，不妨先來看看歷來哲學家是如何合理地解釋道德行為的動機，換言之，是甚麼力量驅使人類去實踐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