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現代公民的代價(一)
近來常想，作為「嚮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於我何有哉？」的少數，為什麼在現代民主社會比在專制封建的古代社會更難生存？國家機器鋪天蓋地，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帝制更讓你無所遁逃！
現代人不如哥倫布，沒有新大陸可以發現。縱使人跡罕至的深山也不是你隨便可以踏入。水中的莫無大帝國也被科技剝奪想像空間。最後，國家還以重大建設和經濟開發為由，隨時叫你滾出家園。
手上握著三張選票，想想做為公民的權利與義務，沒有欣慰只有心酸。這種選舉遊戲表面上讓人以為可以掌握自己命運，其實本質上和賭博一樣。然後願賭服輸，少數服從多數。
想想和一群完全沒有共識的人一起玩這種選舉遊戲，多麼危險！多麼無聊滑稽！可是放棄玩更覺窩囊。
但試想何謂共識？政治社會真有這種玩意兒？說穿了這東西只不過是和盧梭公意
(general will)一樣的抽象而空泛。柏林 (Isaiah
Berlin)批判盧梭自由觀的危險之處就在於，他將自由等同於自我控制 (self-rule)，而自我統治又服從於公意。
瞧那群毛式民主的信徒就是相信自由等於自我控制 (self-rule)。於是只要我喜歡有甚麼不可以，於是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然後選擇自己的道路。然後呢？總體意志如何形成？縱使在歷史的因緣際會下形成，也只是一種多數暴力(the tyranny of majority) 以及流行感和意見的暴力(the tyranny of the prevailing feeling and
opinion)。
就像發展民主與科學變成近代中國的總體意志，但那卻是早期知識分子鸚鵡學舌來的，根本不是有著自己文化根脈的共同體認。只因為我們要在短期內讓國家跟西方列強一樣富強，於是知識分子拼命開急診藥方。而革命這帖特效藥他們自然也不會放過。只不過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根基是個大雜燴，如何能用鸚鵡學舌的伎倆複製?!
而且最重要的是，盧梭認為由自然狀態進入社會狀態，人類的行為便被賦予前所未有的道德性：正義替代了本能。換言之，人類雖然由於「社會契約」而喪失了天然的自由，但卻獲得社會自由以及對於他所享有的一切東西的所有權。正如 J. Burlamaqui 所說的：「政治的自由要遠遠優於自然的自由」。沒錯，現代人相信社會自由以及政治的自由就是他們所能獲致的更徹底的自由。尤有甚者，還可以選擇相信鎖鏈下的奴隸是自由的：「他可以立志選擇繼續當奴隸，或者選擇冒最大的危險，跳出奴隸的處境」（參見：沙特《存在與虛無》第4部分，第1章, II )。
如果我們嚮往的民主是以放棄當自然人為代價，現代文明所孕育的公民人格注定是虛矯的！
從托兒所到大學，這訓練社會人、經濟人、政治人的一貫化作業流程，雖然在設計上花樣百出，近年來也開始強調「科際」（interdisciplinary）或「多科際」（multi-disciplinary）的培養；但只消看時尚流行和消費行為模式，甚至生育行為，就知道其成品和資本主義工廠所製造的產品一樣單調乏味。
例如，一會兒流行樂活，一會兒又倡慢活，於是騎重機耍威風，瘋單車秀慢活，休閒風對環保是正面的？人潮就像蝗蟲，令人膽寒！在價值觀方面，真正過日子的農家和那些假日到鄉間散心的都市人是不同的。到鄉間渡假的都市人，對農業是有潛在威脅的。
而單調乏味所產生的災難，在最近遊民問題上也可看出端倪。如果說遊民暴增是結構性失業潮所造成的，這顯然是因為教育把人窄化、專業化，喪失脫離體制後的生存能力。現代人長期被豢養在體制內，忘了沒有體制規範如何生存。而那些沒有家庭作後盾的人，更是只能流浪街頭。反觀脫離西方中古封建制度的遊民，創下多麼燦爛的一段歷史！
總之，一旦成為公民，就代表身上綁著一份社會契約。於是，啟蒙的夢饜將從此糾纏一輩子；因為個人意識的頓然覺醒和集體意識(總體意志)的陵勁淬礪，隨時考驗你的人格。大我小我、群己關係這些問題將如影隨形。
當然，此時聖賢先知馬上會制訂適合當代的倫理規範。所謂文明和野蠻的最大差別就是秩序。新時代要有新規範。可笑的是，人的心智哪有辦法像工廠的制式產品，換個零件就會有新的功能。最後，扭曲的人性創造出一個 Edgar Morin 所稱的全球鐵器時代(âge de fer
planétaire)。這表示我們仍處於人類心智的史前時期，靠著支離破碎與邏輯選言的思考方式弄出虛假的合理性。
作為現代公民的代價 (二)
群体意识的激化
1895年以后，「群」这个观念突然在中国士大夫圈中开始变得很重要，它代表当时的人意识到中国在未来需要一新的政治社会组织和秩序。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群体意识从开始就有一激化的趋势，大约表现在下面两种思想发展：
(一)前瞻意识中的未来政治社会秩序是两层的。
A、民族主义：最显著的一层当然是由民族主义所投射的国家富强观念。......
B、乌托邦主义：不可忘记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瞩目未来，不仅期盼民族主义，他们时而也期盼一个大同社会，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
(二)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未来理想社会,不论是民族国家或者是乌托邦的大同社会，都常常是以民主为内涵，而民主这个观念在1895年以后的转型时代也有激化的趋势，反映在民主观念发展的两方面。.......当时人的民主观念是什么？让我在讨论这个问题以前，先简单说明一下西方近现代对民主的基本观念。大约而言，这基本观念可以分为两型。一种是"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的民主观"，它是以古代希腊、罗马的城邦政治为典型而突显的一个理念，那就是以人们参政为民主的主要涵义，并强调人之所以为人的德性一一公德只有透过政治参与才能实现。另一种是"自由主义的民主观"( liberaldemocracy ),它是以个人主义与天赋人权的观念为前提，而特别强调西方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观念，那就是民主的主要目的是保护个人与社团的具体权益，以免于政府及其他人的侵犯与压制。这里我要指出的是，从转型时代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主的认识是偏重于共和主义。
重要的是，转型时代的共和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两种趋势。一是直接民主的观念，认为民主就是主权在民，主权在民落实表现于人民参政,而人民参政最好的方式是不假借人民的代表,不透过代议政体而由人民直接投入政治，参与选举立法与政治决策。......共和主义的另外一个趋势就是强调民主的精神以别于民主的形式和制度，认为民主能否实现，主要靠人民的精神而不在于外在的形式与制度。......强调民主实现主要靠人民的意志和精神，必须人民经过一番精神的自觉和觉悟，把人民在政治上当家作主的意志与决心表现出来才是民主。
总之,转型时代后期大家对民主共和认识有两种趋势:强调直接民主与强调民主实质在于精神而不在于制度。这两种趋势在五四前后汇合起来形成当时一个极为流行的民主观念一一全民政治(Populism)。所谓全民政治，简单的说就是以直接民主去表现全体人民的意志与发挥人民的精神，从而实现主权在民的理想。这是一种浪漫型的民主思想，同时也是很危险的民主思想。因为浪漫型的全民主义很容易变成先知型的全民主义，这是当时中国革命思潮中很重要的一环，值得在此稍做深人的讨论。
－ －张灏《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自我转换》
在此，我們不妨從全民政治(或譯民粹主義Populism)來討論何謂虛假的合理性？不管是民智未開的民初，還是20世紀末的台灣，浪漫型的全民主義的確都發展成先知型的全民主義。而先知代表則分別是：毛澤東和李登輝。
根據張灝的分析，"既然全体人民的总体意志与精神难以捉摸，只有以少数先知先觉的精英的理想做为他们的总体意志，认为他们的理想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即使人民一时不能了解与认同这些理想也没有关系，甚至在必要时可以强迫他们接受这些理想。顺着这个想法推下去，很自然达到以开明专制来领导全民的观念，这就是先知型的全民主义，已离马列主义的「民主集中」观念很近了"。
正因如此，為了取得執政優勢，民進黨必須不斷以思想洗腦，即拉高總體意志的神聖高度(例如台獨)來代替正常執政，就像當年國民黨的反共抗俄一樣。如果維持現狀、擱置爭議可取得平實過日子的機會，那麼執政者就應該朝這方向努力。我相信這是政府存在的目的之一。可是怎麼老是有這麼一群好事份子，佯裝代表人民的總體意志，成天鬼吼鬼叫？！
難道是想當皇帝的癮犯了?在民主政制底下當皇帝，當然得先偽裝成先知，神化一番。這就是李登輝和他的信徒搞台獨的用意。偉大的李摩西帶領台灣人走出中國。果真想走出、也走的出，那也不是壞事！問題是掛羊頭賣狗肉的政客，老是拿一些口號玩把戲。到頭來沒走出中國，反倒陷的更深。歷史的詭譎正在於形勢比人強！
由此觀之，如果在民初轉型時期，我們不甩盧騷(共和主義民主觀)，而選擇走強調個人主義和天賦人權的自由主義民主觀，可避免走向先知型民粹主義？我們當然沒必要正面回答這種假設性的問題，但嚴肅地在腦中轉一下是有幫助的。
首先，將共和主義和自由主義對自由的基本態度作一比照：前者信奉的是積極自由，所要求的不僅是干涉的闕如，更要求行動者採取積極行動以實現自我控制(這暗含一個人與自我分裂和對抗)和自主。後者則以消極自由，即無干涉的自由（the absence of interference）為依歸，把自由看作行為外部約束的不存在(the absence of external constraints on action)，享有不受阻礙和限制的選擇權。
但最重要的是，共和主義的自由觀認為自由的國家先於自由的個人而存在，強調國家自由的優先性。自由主義自由觀則將國家和社會區分，國家不得隨意侵入社會。政治正當性的獲得主要以代議制以及圍繞代議制所創設的普選制政黨制。
然後試想一下，一群想要當家作主的台灣人民，吵了半天終於不代議，甚麼都直選了，可是為什麼又乖乖地服從於政治先知開明專制式的領導？是因為這個政治先知會帶領他們走出中國、台灣獨立；能讓這些人感覺真正當家作主、走路有風？只要有人願意承諾給予這份當家作主的感覺，其他一切都是次要？這種當家作主的渴望難道不是為了追求自由？還是中華文化裏寧為雞首、不為牛後的民族性作祟？
為什麼追求當家作主的自由和無條件接受政治先知開明專制式的領導，這種看似矛盾的現象卻真實存在於台灣的民主政治？只要回頭想想，從民初轉型時期到現在人們如何定義自由，這個問題就可迎刃而解。尤其不要忽略自由的國家先於自由的個人而存在，這種帶有集體主義傾向的自由觀的影響。
先從姚中秋所認同的經濟自由主義者論點－－自由的學說固然是西來的，自由卻是內生的，中國人的自由觀念也完全可以、並且應當是內生的－－來看，他們顯然就如張灝所說的：「當時人重视的精神自由观，把個人自由跟人格獨立、自尊、自任、自立这些观念混为一谈」。
姚中秋和中國經濟自由主義者認為自由是內生的，但中國人為何要等到西方列強強行叩關才知道要掙脫皇帝制度和禮教的束縛？把自由等同於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在《中國的自由傳統》裡所說的精神或心靈自由，但卻忽略狄百瑞也指出：「儒家真正的弱點似乎不在于他们的主张以失败告终，而是在于他们無意于或者也沒有能力建立自己的權力基础。」這似乎是強調自由是內生的自由主義者的盲點。
總而言之，強調自由是內生的，根本無力反駁以下的論調：「......中國傳統是專制的，沒有一點自由的影子。自由是純粹外來的。中國人要享有自由，就必須放棄自己的全部傳統。」
更進一步來說，自由這個概念是如何棲止在形上學的天堂，換句話說，它是如何自我確認的(self-validating)？人類將自由定義為：可以在多樣選擇裡有選擇的餘地；但卻沒辦法告訴人們，如何有能力作選擇。當現代文明讓憂鬱症、躁鬱症、焦慮症、強迫症、自殘、自閉變成流行精神疾病時，其實就是對自由被濫用提出警告。
自由有兩個先決條件：一是內在條件，包括思考、智能足以考慮自身處境，並且建立成功選擇的機會；二是外在條件，即給與選擇的可能。從民初轉型時期至今，海峽兩岸對自由的追求，幾乎只停留在人民參政自由這個層次打轉，很少思考如何從教育著手加強內在條件。事實上，這是非常棘手的問題，否則Erich Fromm也不會寫《逃避自由
》( The Fear of Freedom)。
綜合觀之，自由內在條件的缺乏，無論東方或西方，都是相當嚴重的問題。這種主體的悲劇也造成了虛假的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