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無不散的宴席。西方數百多年的人文饗宴終將曲終人散！而2020年3月5日希臘面對第二波中東難民開槍，人文主義的道德變異一一人道主義一一也應聲而倒了。
2011年Ian Morris寫了一本書《西方憑什麼主宰世界？》(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而2020年「慕尼黑安全會議」卻提出了一個新詞“Westlessness”,在此姑且譯為「西方性渙散」。何謂「西方性」？按照本年度《慕尼黑安全報告》（Munich Security Report 2020），所謂的西方性，主要有三個內涵：第一是自由民主與人權的允諾（commitment to liberal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其次是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體制（market-based economy），最後則是國際制度下的跨國合作（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西方性渙散」乃源於西方性共識的瓦解。誠如〈張登及觀點：慕尼黑的憂鬱─美中自信與西方秩序衰落的切片〉一文所言：
......今年的慕安會報告主題有中譯的困難，它只有一個現行字典沒有的新字：“Westlessness”。有些陸媒將此譯為「西方的缺失」，筆者認為此字沒有優缺點的意思，不宜譯為「缺失」。有臺灣報導譯為「漸微」，但此字應沒有「漸」的意思。字根“less”通常是「無」、「失去」之意，例如countless, endless, homeless等等，但會議主題也不像是在說當今世界已經是「無西方」或「失去西方」。加上意味著「屬性」的結尾“ness”，就更困難了。筆者不敏，暫譯為「西方性缺位」，以待高明。
要談「西方性缺位」，首先碰到的難題就是「西方性」(Westness?) ......慕安會報告倒有一個簡短的三元素定義：政治的自由民主體制、經濟的市場主導體制，與國際制度下的合作。正是依循這些標準，報告認為西方缺位不只是因為非西方世界實力崛起，以及馬克宏提示的俄、中、印等大國本就有自己的哲學和世界觀；其更深層的根源在於西方集團自己已經失去西方性的共識(no common understanding of what is the West)，使得「西方自己變得更少西方」(The West is becoming less Western)。
這個現象，固然可以訴諸物質性因素，即體系向新興國家「權力移轉」(power transition)的影響。國際關係學的古典現實主義，更能呼應慕安會報告提出的觀念性因素：西方集團自己內部精神上的不統一(spiritual disunity)。今年會上，龐皮歐與東道主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在美歐貿易談判、伊核協議、軍事開支分擔、氣候變化等議題的針鋒相對，只是這些不統一的表象。華府近年以接連退群維護自身利益；右派嘲諷歐洲移民、福利與環境政策；歐洲「疑歐論」和各國右派選舉接連獲勝；中東歐威權強人以排外、反共之姿興起，都更直指「西方性缺位」的核心：精神上的不統一。慕安會報告特別以「右翼極端主義：白與非」(Right-wing Extremism: White and Wrong)專章深入挖掘這個缺位性的核心，並指出社群網絡發達、人口結構與社經條件惡化，使得基於宗教、種族、階級、地域、年齡的種族主義、排外、反猶、反伊斯蘭等不寬容、仇恨心理和部落主義進一步向更小眾的平台蔓延。這些病徵與三元素理想定義下的「西方性」相距甚遠。總而言之，西方所締造的所謂普世價值在21世紀的今天已經矛盾百出、弊病叢生。川普風格的問世正說明物必自腐而後蟲生。
如今有人問：「誰來收拾殘局？」(Who will Pick up the Pieces?) 這是沒有意義的。就如同全球化所帶來的災難一般，由西方所主宰的現代化一一科學與民主一一也該是全面崩潰的時刻了。
正如文德爾班所指出的近代自然科學是人文主義的女兒．但自然科學在發展的過程中卻日益與人文精神背道而馳，導致科學主義的盛行，最後形成史諾（Charles Percy Snow）所稱的「兩個文化」．科學主義以化約的線性思維面對複雜的生命現象。這種「治標害本」的思考模式不僅帶來知識危機更危及人類所生存的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