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勞岱的總體史觀是建立在對「人類意志論」的否定？沒錯，答案是肯定的。
在歷史本質的爭議中，「人類意志論」被視為過度強調人類意志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而忽略各種客觀因素諸如經濟和地理環境的力量。
在弗朗索瓦•多斯(François Dosse)所著« 碎片化的歷史學»一書中，曾提及布勞岱在電視訪談(1984年8月22日)中公開宣稱：「我所做的就是反對人類自由。」的確，在長時段的尺度下，人類意志是無從展現的。但據此推論他為決定論者是否為主觀偏見？
其實,值得進一步探討的是布勞岱的總體史觀是否只是針對當時李維史陀的結構主義而提出的權宜策略，在實際運作上卻還是墮入結構的陷阱？同時在「年鑑學派」第三代的反叛中，我們是否也可以反推布勞岱史觀的建立是有賴於個人對於研究趨勢的敏感度？
多斯在書中對時段理論提出批評，並明白指出：長時段乃是把歷史結構化。但將布勞岱史學以此冠上「結構史學」的名號卻還是值得商榷。因為總體的、全面的史學(total history)才是布勞岱真正想達成的。
現在我們不妨藉著檢視他最重要的史學作品－－《地中海》－－是如何實踐總體史觀,以便審視年鑑史學是如何走向碎化。
基本上，總體史作為一種宏觀的研究取向由來已久。伏爾泰「世界史」的理想便是源於這種歷史整體觀。雖然每個時代對「整體」和「總體」(la totalité,l'ensemble)的理解不同，但重視對歷史的整體觀察一直是法國史學的特色。甚至延伸到社會科學其他領域。
眾所周知，第一代年鑑史家雖大力提倡總體史，但真正將此概念具體落實到研究中的則是布勞岱。只不過他從未有系統的論述自己的史學理論，因此我們只能從其著作和訪談片段來整理出他對總體史的定義。
「我所倡說的歷史『全體性』(globalité)......是一項極為簡單的概念，簡單到連大部分的歷史學家都不懂我的意思。雖然如此，他們倒是很熱烈地攻擊我。......那我要如何解釋才會清楚呢？歷史『全體性』並不是主張寫出一部世界史。絕不是這種幼稚、簡單、瘋狂的想法，而只是單純地在處理一個問題時，要有系統地超越限制。對我來說，歷史問題不是孤立的、獨立的」(Braudel,1978:245)。
再引述一段較具體的說法：「雖然在實際上沒有人可以達到多項要求[按指跨學科研究]，但我們還是必須從整體，也就是從『歷史的整體性』的角度來談，確定『總體史是唯一真實的歷史』或如Michelet所說的：『一切都相互關聯，一切都相互摻雜』」(Braudel,1985:17-8)。
由此可知,布勞岱的總體史觀比較接近巴斯卡(Pascal)所言：「我深信如果不曉得全部，光由局部而想理解局部本身是不可能的事，而且如果不了解局部也就不可能理解全部」。
這也是Edgar Morin的「複合性」(la complexité)概念所指出的:「人類–社會的關係是複合的,因為全部是位於全部之中的局部裡(The anthropo-social
relation is complex, because the whole is in the part that is in the whole)」(E. Morin, On Complexity,p.50）。而Morin在〈複合性途徑〉裡也提到「人們在外表與現象的世界後面發現了背景世界 (arriere-monde)的一些法則，全部的這些法則構成了世界秩序．如果我們遵循著這個程序，便會認為背景世界比真實世界還更真實」。
這可以用來對照布勞岱時段理論裡「長時段」所企圖發現的歷史發展的地理背景。換言之，在時段理論裡時、空整合之後才得以構成總體史。在此架構下歷史發展的各項因素之間不是孤立的。
舉例來說,他對E.Le Roy Ladurie的論文«法國Languedoc區的農民»的評語是:「Languedoc區的農民這個題材並不是一個獨立的問題。這個題材本身不能成為一個題目。農民的問題不能脫離土地、河流、土壤、植物、墾殖、山材、岩石、道路......。我和他爭辯說，要他先有個地理性的探討。對我而言，這是有意義的」。
簡單來說，布勞岱的所謂的歷史「整體性」，就是要「超越現有的知識，是一種追根究底的願望」。像T. Stoianovich之類的批評者將總體史視為是具有「世界性規模的歷史」，乃是因為他們無法分辨整體論(holism)這個名詞在定義上的分歧。
從質問黑格爾為何賦予辯證法「真理即整體」，到T.W. Adorno為何堅持「整體性不會是真理」，這其實就是一部近代西方思想史。
批評整體主義不遺餘力的Karl Popper曾提到，「晚近著作中使用『整體』(holism)這個詞時，有一種基本地模稜兩可的情形存在。這個字眼可表示:(1)某一事物的各個層面與所有屬性的『全體』(totality)，特別是指各成分之間的所有關係；(2)在討論中的事物的某些特別屬性或層面，它們會使此一事物顯得像有組織的結構而不是『單純的一堆東西』」(Popper,1957:76)。他認為第二種意義下的整體可以拿來作為科學研究的對象。但「第一種意義下的整體絕對不能成為任何[研究]活動(不管是科學或非科學的)的對象」。因為「我們不可能去觀察或描述整個世界，......;事實上，即使對於最小的整體，我們也無法作如此的描述，因為一切的描述必然都是具有選擇性的」(同上,p.77)。
從方法論的立場來看，對總體史秉持否定態度者多半就第一種意義下的整體論而提出批評。釐清這一點，將有助於對布勞岱總體史觀的了解。同時也可以進一步理解第三代年鑑史家為何淪落到在閣樓上悶死（指心態史的回歸以及將計量方法運用到文化史研究上）。
第三代年鑑史家Pierre Chaunu曾不客氣地指出:「不可能有總體史，所有知識必然是一種挑揀，是一種理性的選擇。......總體史這個詞當然是沒有意義的。那是一種心願，提出了一個方向...... 」。François Furet則認為，「總體史是虛幻的。......他只是表達出要提供更完整視角的野心，要有更完整的描述」(Furet,1983:394)。
總體史真的是虛幻的?下文將就《地中海》一書來分析總體史的主架構－－時段理論－－的立論基礎．
大體上，時段理論的基本架構－－三時段說－－只有在«地中海»中完整地呈現過，其他重要著作，如«資本主義»等，完全偏重「長時段」研究．布勞岱在«資本主義»的緒論中就明白地說道：「我同時使用長時段語言以及根據過去/現在的辯證關係，從時間上來進行比較，這種方法從未使我失望」．為什麼他特別將「長時段」從時段理論中抽離出來？三時段說成立的前提是什麼？
簡單來說，布勞岱對歷史時間的定義是:歷史時間的特性是具體的，普遍的．但他也提到「在各種歷史時間中，長時段似乎往往是個麻煩的角色，複雜萬分，而且經常缺乏任何一種組合體」，顯然他也承認有多種的歷史時間，然則這和社會時間的多元性質該如何區別呢？
雖然布勞岱刻意強調他的三種歷史時間是用同樣的尺度來度量的，因此可以毫無困難地相互配合．但不可否認地，不少學者對三種歷史時間缺乏有機的聯繫曾提出嚴厲的批評．
要瞭解三個時段之間是否具有有機的關聯，首先得從«地中海»的整體架構，即所有章節的安排著手．作者在第一篇談「結構」的部分首論山岳，然後以城市收尾．其中原因何在？
因為山岳是結構中最穩定的部分，而城市則是部發動機，它是結構中最易失去平衡的部分．地中海的原始泥塊，平靜水流透過這部發動機反覆運轉．而當它故障時，也就是說發動機轉不動或轉動不規則時，必會使平靜的水流變成一灘死水或波浪滔天，於是便步入本書第二篇所要探討的變動世界．城市和交通代表人與環境的互動，因為城市和道路把空間組織起來，它們是人類對抗以及組織空間的成果．因此城市雖屬「結構」，但它是人類活動力量最強的地理空間，遂成為結構中最容易鬆動的部分．總之，城市是條引線，連接結構和趨勢．
再舉個例子來看布勞岱如何拉出一條事件產生於結構和趨勢的動線．在«地中海»第一篇第三章談到「長程的遊牧者」時，作者藉著遊牧者對交戰雙方的支持與否，指出遊牧者的遷移習慣對戰爭成敗的影響．這就牽出了事件和結構的關係．更精彩的例子是第二篇第六章，作者討論一個基督教文明的西班牙如何邁向誕生之路．他從宗教迫害事件的原因談起．西班牙之所以在十五世紀後開始驅逐異教徒 (猶太人和 Morisco 人)，其中緣故並不能單從政治角度來解釋；其他主要的原因在於西班牙希望重返歐洲，拒絕成為非洲和東方 (類似日本的「脫亞入歐論」 )，這是一種文明的趨勢．
平心而論，質疑時段之間是否缺乏關聯並無多大意義．事件並不必然會產生於結構和趨勢．Pierre Vilar 就指出 「人們輕率地、非常機械地提出這樣一個論點：即法國革命起因於長時段 (十八世紀的經濟成長)，中時段
(1774-1788年間蕭條的中間周期) 和短時段 (1789年價格猛升，7月份達到頂點，發生了危機) 三者的『偶合』．這只是機械地提出一組簡單線性時段作為表示原因的序列．但事實並非如此」．歷史事件發生的「偶然性」是思考因果關係時不可忽略的層面之一．Michel Cartier 來華講學時，曾建議一些概念作為中國歷史學者去發展一種新的年鑑研究方法的基礎．其中與此處所談相關的是「長時段」和「突發理論」(theorie des catastrophes)．歷史事件發生的突發性更是線性因果關係所無法涵蓋的層面．
大體來說，布勞岱時段理論所面臨的重大質疑並不只是時段之間是否具備有機關聯，同時也包括其中長時段的性質．Donald J. Wilcox 在 The Measure of Times
Past 一書導言中就開宗明義地指出 「長時段的時間不是真正的歷史時間」．
有關長時段的定義出現在«資本主義»的結論裡，這是作者唯一對這個字眼所下的明確定義:「長時段的構成指的是一連串的反復運動，其中包括變異、回歸、衰退期、適應期或停滯期－－用社會學家的術語來說，即構成、解構、重構」．在此，不妨先探究布勞岱是根據什麼來劃分時段？是時間流逝的速度，或時間的長短、性質？或者兩者兼具？在«地中海»序言中，他清楚地指出「第一篇所探討的是一種幾乎不會變動的歷史，也就是人與其周遭關係的歷史．這種歷史流動得很慢，變動得也遲緩，不停地週而復始．..... 在這種幾乎不動的歷史之上是一種變動速度緩和的歷史．..... 最後第三篇，則是傳統的歷史..... 這種歷史變動短暫、快速且緊張」．
由此看來，時間的流速才是布勞岱劃分時段的依據．但反觀他對長時段的定義，顯然存在著矛盾．長時段若包括構成、解構、重構三種活動，那麼在「解構」過程的變動速度必然不會和「構成」時一樣．甚至就如「突變理論」所說，在處於平衡或近乎平衡狀態下的系統裡，要產生巨大的結果，需要有一個巨大的變動．但，若系統中的某種成分猛增，該系統就被推入一個遠離平衡的狀態．此時的系統變得對外在的影響特別敏感，小的輸入能產生巨大而驚人的效果．這個巨大的效果可能是場革命或一種「本質」變化的過程．
很諷刺地，布勞岱對「長時段」所下的定義，只是使這個麻煩的角色更加不易處理．M. Vorelle 在〈歷史學與長時段〉一文中曾指出長時段概念勝利的原因，「首先是史學研究領域的改變，其次是史學研究方法和技巧的變化，這兩方面是息息相關的」．但將長時段的出現視為只是新資料的發現和運用的結果並不適當．若無新視野，長時段研究可能淪為一種跨時更長的編年史．
事實上布勞岱為了使長時段研究能夠紮根，遂局部地從地理史學著手；這顯然是針對史家長期忽略的「歷史空間」而發．誠如 M. Foucault 在〈地理學問題〉一文中所言：「是從柏格森開始，或者之前？空間被當作是死寂的、固定的、非辯證的、不移動的．相反地，時間則是豐富的、多產的、有活力的、辯證的」．
布勞岱所倡導的長時段地理史學，乃是透過時間來研究空間，賦予空間歷史性 (historicity)．古老的循環時間觀的特徵之一就是凍結時空整合的可能．因此，這種聯結時間與空間的新研究途徑，雖然在後現代的地理學家眼中，仍未達到將空間性與歷史性結合起來發問的境界，但已開拓歷史研究的新視野．
Paul Ricoeur 認為長時段歷史源於歷史學與地理學的連結，這點出了長時段的概念絕不能簡單地理解成把時間拉長，長時段與短時段之間不僅是量的差別，同時也包含質的分異．其實，長時段研究若要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上，首先必須避免兩個陷阱：一是古老的無時間性的決定論；一是否定時間的歷史通則．Pierre Vilar 曾一針見血地指出，「長時段」對史家來說是很有用的．只是一旦完全超乎時間，史學家也就隨之而消失了．Paul
Ricoeur 更是毫不保留地譏諷道：「作者 (布勞岱) 也許在事件概念與演變概念的關係上缺乏哲學的考慮，以致不會把他對於時段的偏見引伸到時間本身也會從歷史學家的地平線上消失的地步」．
說得更明白些，布勞岱對長時段的偏重根本已使得整個時段理論形同瓦解．年鑑第三代史家提出「長時段與短時段的新辯證關係」就是企圖解決長時段研究所面臨的困境．偏重長時段以及長時段的時間屬性，這種種問題弱化了時段理論的立論基礎．
總而言之，時段理論若要成立，首先必須打破絕對時間 (即牛頓時間) 的迷思，承認時間的多元性質，甚至如 M. Foucault 所說的「不連續性」。但很顯然地，時段理論的基本架構三時段說和經濟史研究中時間波動的三個層次一樣，在時間的劃分模式上都難免流於過度機械化．
布勞岱曾針對經濟史的時間三層次說提出質疑，認為「人們是否可以希望在其他史學領域 (從社會史開始) 中也移植這種時間的劃分模式呢？」．
事實上，這項質疑對他的「三時段說」也是合適的．他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發現了時間的不同節奏，但並沒有努力地將歷史中的各種時間交織成一個嚴密協調一致的整體．他偏重長時段與排斥短時段的立場，無異凸顯時間多元化所引發的難題，不同節奏的時間的差異性導致相互矛盾和對抗．
長篇大論布勞岱的時段理論可歸結為一個問題:時間是客觀的存在,抑或是歷史的產物?有多少史家會思考關於時間性疑難(aporetics of temporality)這類形上學的問題?
從布勞岱發表〈史學與社會科學:長時段〉(1958)，到Michel Vollelle提出「短時段與長時段的辯證關係」(1974)以及Pierre Nora的〈事件史的回復〉(1974)，年鑑學派內部對歷史時間的性質所進行的反省，不僅反映西方史學從20至80年代所經歷的幾個重要的轉折，同時也說明史學界對歷史時間的看法始終存在著相當大的分歧。但因分歧而導致誤解和扭曲則實屬愚昧。
誠然，長時段的確有可能把歷史結構化。而對於「個人」，布勞岱自己則寫到:「我總傾向於視他為一個被命運決定,而又只有極微薄力量去改變的人」(Braudel:1949,p.1244)。
布勞岱的確將人視為心態和地理環境的囚徒。但這豈可與歷史規律和歷史定論主義(historicism)相提並論?!布勞岱的時段理論並非以實現歷史預測以及發現歷史演進法則為其目標。須知時段理論真正的貢獻不在於長時段的研究途徑，而是時空的整合。唯有在此新視野之下，長時段研究可以避免落入任何形式的決定論，甚至淪為跨時很長的編年史。
Peter Burke«在法國史學革命»中自詡公平地幫布勞岱說了一句話:「布勞岱的決定論不是一元的(simplistic)－－他堅持需要多元的解釋......」。這種幫腔其實是淺博無知的作為。
舉例來說，當律則整體論主張，某個物件所遵循的整體性規律不取決於其組成部分所遵循的規律。試問多元決定論的解釋如何發揮?換言之，當部分結合為整體乃意味著新結構、新屬性和新功能的創造，此時究竟誰決定了誰?!
再者，個人縱使可以自由地選擇盡可能生活在人為的體制外，但無論如何都無法自外於地理和氣候環境的限制，這是歷史事實，只有極端人類中心主義者才會否定它。縱使如此，限制終究不等於決定論！歷史的偶然性始終存在於結構崩解的瞬間。
最後必須一提的是，布勞岱時段理論的創新貢獻在於提出以多元時間觀來取代單一、同質和直線的歷史時間觀，之後物理學家普利高津(Ilya Prigogine)在1969年所發表的耗散結構理論:承認時間有箭頭；這兩位學術巨人同時在不同領域裏致力於重新發現時間，這豈是偶然？
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已爭論長達百年，導致多元和進化的決定論於焉產生。但試問必然性和偶然性，為何非得站在不可協調的對立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