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負著巨石的Sisyphus如何感受「荒謬之愉悅」(Sisyphus happy)？

卡繆在 Le Mythe de Sisyphe(The Myth of Sisyphus )一書裡，創造出「荒謬之愉悅」(Sisyphus happy)一詞。並且在書末說，"We must imagine Sisyphus happy"。

Sisyphus 如何從千篇一律、毫無希望的情境中感受到愉悅？ 身處喪失絕對價值和道德感的後現代，浸淫在主觀的價值理論下的人類，除了追逐利潤和物質享受，究竟還有甚麼值得奮力一搏的理想?!


在此，我們不妨藉著認真思考舒適（Comfort）與快樂（Happiness）的差別；然後，再回頭看背負著巨石的Sisyphus如何感受Sisyphus happy？

法國年鑑史學家布勞岱（F. Braudel）曾說：「對于我們史學家而言，一個結構當然是一種構造，一種架構，但更是一種現實。......有些長期存在的結構成為無數世代的穩定因素：它們擋住歷史洪流的去路，阻礙着同時也支配着歷史的流動速度。其他有些結構則很快就消失了。但所有的結構都既是支撑物又是障礙物。障礙物表現為一系列的限制。試想一下打破特定的地理環境，突破特定的生理現實，打破特定的生産力限制，甚至突破特殊精神的局限的困難吧。心態環境同樣也是長時段的桎梏」（Écrits sur l'histoire, par Fernand Braudel, Paris:Flammarion, 1969, pp.50-51）。心態史家 P. Aries 也說：「心態有其內在的動力，那是一種群體的無意識」（l'inconscient collectif）。

沒錯，所有的結構既是支撑物又是障礙物，因此歷史發展的過程中遂充滿了改革與革命。

誠如齊美爾(G. Simmel)所說，「文化的內容雖然源於人類為了自身的目的而創造的，但最後卻經由文化本身的內在邏輯，在歷程需要客觀形式的情況下，與原始的目的漸行漸遠」 (參見《文化哲學》頁245－77)。此時便會出現雜音，當不滿的聲音臻至一定的高度就會產生所謂的革命。

但革命的效果通常侷限於破壞外在結構，諸如政治和社會經濟制度。至於心態環境的改變則困難多了。就如Terry  Eagleton所指出的，「事實已證明，剷平一座山會遠比改變父權體制的價值來得容易．與說服沙文主義者放棄他們的偏見相比，複製一隻羊根本就像是扮家家酒．要移除人們心中的文化信念(尤其是那些和認同的不安密切相關的基要主義式信念)，會遠比剷除森林還困難」(參見《理論之後》，頁50)。

走筆至此，Sisyphus所背負的巨石終於露出原形。那就是文化賴以維持的「結構」。它在日常生活裡很容易被忽視。就像走馬燈的輪軸，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自轉自地。人們感受到的只是生活歷程裡眼花撩亂的、五光十色的表象。

但為什麼結構乃是必要之惡？且以文明橋樑自詡的現代化日本為例來找尋答案。它的文化結構一直是多重的、混合的。近代明治維新更是將西方的解放、東方的保守混成了一杯臭不可聞的雞尾酒。

日本社會長期充斥著光怪陸離的色情小說、漫畫、影片以及霸凌的花招、刺激的電玩，不一而足。說穿了，就是沒有自身文化底蘊作為支撐，一味以文明橋梁自居的後果。到頭來物極必反，2015年少子化白皮書公布，日本媒體以醒目標題點出，日本的年輕人已從「草食性」進化成「絕食性」。

最近更進一步給予這種追求個人至上者一個新的名詞一一佛系。有人認為這是社會原子化（social atomization）的結果，但文化深層結構崩解恐怕才是主因。


文化的深層結構一旦崩潰，人們的生活就像卸下巨石的Sisyphus無所事事且沒有方向。那些躲進虛擬世界自得其樂者難道以為日子真的可以這樣輕鬆過？

背負著巨石的Sisyphus如何感受Sisyphus happy？想想過去的女人如何心甘情願成為全職的家庭主婦，大概可以窺知一二。喜歡高談自由、主體意識的現代人瞧不起傳統美德，但又無力建構新的家庭倫理。於是憂鬱症、躁鬱症一堆和家庭解構相關的心理疾病紛紛出籠。回頭想想如何感受「荒謬之愉悅」，不要只知道追求舒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