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的沉思－－超越人文主義(十一)

死亡的沉思－－超越人文主義(十一)  2010/06/03 

游民(vagabondage)與公民(civil man)


Ｃivil man is only a fraction of a whole， his value lying in his relation to the whole， which is the social body。 Good institutions are those which best strip man of his nature， taking away his absolute existence to give him a relative one， and transfering his self into a common unity； so that each individual no longer believes himself to be one， but a unit，and is no longer aware except in the whole。 　　　　　　　　　　　　


      －－Lucio Colletti From Rousseau to Lenin: Studies in Ideology and Society（ 引自盧梭　Emile，book I　）


啟蒙過後的人類，不惜徹底拋棄天然的自由，選擇成為異化的公民；根據盧梭的說法，與其回到自然作一個整全的自然人，不如創造一個新的"第二自然" (second nature)，一個會超越第一自然限制的第二自然。這個偉大的信念，帶著人類走得真是威風，所向披靡！ 但只消看看近代中產階級的興衰，就不難瞭解根據這個信念所進行的歷史試驗的結果。


西方布爾喬亞(bourgeoisie，或譯中產階級)的前身是封建制度下的游民，不受封建法的約束，義務和權利歸零；有別於羅賓漢之類的游民，他們大多從事商業活動。由於封建制度的原則和商業利潤以及貨幣使用的觀念是對立的，因此也只有在封建制度裡無立錐之地的游民敢鋌而走險。這群勇於冒險的游民，隨著封建制度的瓦解而成為新舞台的主角。這些資本主義工業化社會的中堅份子的新身分是公民。


從封建的農業社會到資本的工業社會，從游民到公民，這些被史家界定為中產階級的成員一路走來扮演多重矛盾的角色，最後成了道地的夾心階層，如今更是面臨消失的命運。


何以致此？ 有兩條交錯的摸索路線，可試著交替走走。 一是順著盧梭的思路直探，透過盧梭所費力區分的自然人、人民、公民、市民與臣民等名詞，來了解啟蒙過後的人類在身分轉換上所面臨的多重和矛盾的處境。其中特以公民和市民為主軸，拉出近代西方政治哲學裡頗具爭議的面向。尤其若從布爾喬亞這個名詞的原義及其演變著手，更可輕易掌握這個課題。


bourgeoisie (或譯市民，資產階級；後與middle class同義)，法文原指封建末期自由城市(free city 或 bourg)的居民，他們既非農民，也非貴族；但憑財富取得某些特權(privileges)，包括組成行會與行會自治的權利。此時他們的身分是市民。在封建制度瓦解過程中，在君王和貴族的權力角力中，他們漸漸以經濟上的優勢獲取些許在公共事務上的發言權。在法國大革命後出現的"公民" (citoyen，英文citizen)正是他們奮鬥成果的展現。


就如盧梭所指稱的，主權權威的參與者稱作公民。但他也同時譴責法國人濫用公民這個名稱。對法國人來說，公民這個名詞僅表示一種美德(virtue)，而非權利。問題關鍵就在於此！


西方公民意識與市民社會的種種爭論，正意謂著政教分離之後的政治社會秩序在重組過程中所面臨的困境。盧梭的共和國理想必須建立在無私利私欲的 "公德" 上。但公民的美德世界和市民的財富世界是對立的。十九世紀以降，對布爾喬亞的種種矛盾和弔詭的評價正反映此一事實。在經濟和政治上，它被視為是開放的，具冒險和革命精神的。但在文化上，卻被視為是平庸的、貪婪的、沒品味的、反動的，以及除了錢財之外毫無價值感的。


布爾喬亞的公民和市民雙重身分所存在的矛盾，不僅造成人性的分裂，同時也是近代民主制度始終無法建立真正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甚至走向當選制寡頭政治以及財閥政治的關鍵性原因。而這樣的政治環境正是中產階級(middle class)或小資產階級發展的最大威脅。


隨著資本主義發展的內在邏輯:資本不斷地集中，不斷地創造利潤，布爾喬亞遂漸漸分成上層資產階級(haute或grande bourgeoisie)和小資產階級(petite bourgeoisie)。前者學會用財富提高身分，後者則淪為低俗和吝嗇的代表。馬克思在使用middle class這個名詞時，或是其他有關中產階級消亡的討論，指的多半是小資產階級。


至此,得轉個彎，沿著馬克思的思路續探。


根據馬克思的說法:「階級(class，有別於estate和caste)本身乃是布爾喬亞的產物」(The German Ideology， vol. 1)。在超極資本主義橫行的今天，這句話看來格外空洞和反諷。就如Terry Eagleton 所指出的，「我們這個時代的進展之一，便是傳統中產階級的消亡。.......但從視野漸漸消逝的不僅僅是傳統的中產階級，傳統的勞動階級也消失了」（《理論之後》，頁18）。資本主義社會的兩大主要階級同時消失，這意謂著什麼？資本主義的末日或是更加難以擊敗？抑或是馬克思理論的失效？純粹的中產階級曾經存在於歷史裡？古代社會裡的無產階級(proletariat)可以等同於資本主義社會裡的勞動階級？


這一切指向一個核心問題:何謂階級？客觀處境以及對此處境的主觀意識是界定的標準？


在此，不妨先從邁入後現代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特徵著手。從經濟層面來看，貧富日趨兩極化；人力銀行和派遣制使勞工成為商品的現象更形嚴重。從文化層面來看，老式布爾喬亞社會明顯地解體為各種次文化；政治團結已不復記憶；多元主義成為主流思想。這一切乃是伴隨著一種嶄新的資本主義體制而來。這種新體制旋轉的軸心是消費，而非生產；是影像，而非真實；是媒體，而非紡織廠（參見 《理論之後》，頁38）。


最重要的是，在這個所謂金融資本主義新體制下，人們又換了一個混合型新身分－－投資人+消費者。當買股票買基金成了全民運動時，當追逐名牌成了共同話題時，當公民身分只有在投票的那刻才會讓人憶及它的存在時，這種角色失衡所帶來的危機已足以自我吞噬。


階級意識向來不定形的(amorphous)中產階級，紛紛從單純的的儲蓄者，投入了講求績效和競爭的投資行列中。那種投資人+消費者的矛盾處境，勢必將公民意識壓縮到近乎毫無作用的地步。試想台塑的小股東，以及希望享受低價石化產品的消費者，會同情麥寮抗爭的居民嗎？以成為科技新貴自詡的台灣中產階級，是否會思考在這個消費至上的社會，為何始終只有一個弱勢的消費者基金會？（2011年行政院消保會將被整併到行政院成為「消保處」。）在碰到環保抗爭和徴地糾紛時，他們是否毫無困擾地站在資方的立場？在贊成減稅(尤其是遺產稅和贈與稅)的同時，是否想過最大受惠者是大布爾喬亞(上層資產階級)？


布爾喬亞，這個曾經帶領人民進行民主革命，建立一個前所未有新文明(新的"第二自然")的階級，為了維持既得利益，它的階級意識不可避免地以爭取社會支配權為目標，它所要求的乃是少數統治。因此，在歷史巨輪的加速轉動下，甩開小布爾喬亞(小資產階級)是必然的結果。小布爾喬亞後來被放置在位於布爾喬亞和勞動階級之間，形成了所謂的舊中產階級(old middle class)。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中產階級的成員日趨多元，人數也日益增多。但相對於大布爾喬亞，這群新舊中產階級有如烏合之眾，它的階級意識是模糊的。對社會穩定來說，這是有利的。但把對抗大布爾喬亞霸權(hegemony)的公民責任扔給了無產階級，正是它日後面臨消亡的關鍵。


二十世紀的無產階級革命稍稍壓制了大布爾喬亞的霸權，但終究是曇花一現。就東方歷史來看，所謂無產階級革命，只不過是農民起義的變形而已。欠缺公民意識的中國社會，促使無產階級革命終究只能導向極權統治。


而漠視自己公民身分的中產階級，在助長大布爾喬亞的霸權的同時也壓縮了自身生存的空間。傳統中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消亡，並不只是源於客觀經濟結構的改變。在資本主義發達的英國，它的勞工貴族政治經驗中就出現一種現象: 較高的勞工階層躍升為布爾喬亞，而就在同時，一些無產階級的成員也甘心被布爾喬亞收買，或者至少是接受他們給予的報酬而被他們領導。


不管資本主義的精神是什麼，它的發展的確符合大部分人類追求現世幸福的渴望。如今兩個東方無產階級革命的聖地，皆已相繼投入西方資本主義的大實驗；看來大布爾喬亞的霸權不單只是財閥政治的建構，它所涵蓋的更是整個文化的主導權。


昔日的游民，今日的貴族，歷史又走了一個輪迴。只剩下公民這個理想角色，在歷史洪流裡來來回回載浮載沉。孕育公民這個角色的人文主義，為何無法幫它找到安身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