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心靈改革始於李登輝的發想,而「我是『不是我的我』」則是心靈改革的綱領與行動的思想基礎.經過二十多年的清洗,確實也到了該驗收成品的時刻.且看看搞了半天「我是『不是我的我』」的心靈改造,變成甚麼模樣?!
「我是『不是我的我』」，是日本京都學派西田幾多郎針對日本人性格特徵所提出的哲學性說法,換個說法即是「我要成為不是我的我」。而只消研究京都學派在二戰中的表現,就不難理解李登輝為何獨鍾西田哲學.石之瑜就認為西田的「場所哲學」可以使日本得以進出不同文明而扮演「文明橋樑」的角色。
日本化的李登輝竊用「我是『不是我的我』」的說法並賦予政治意涵.以下所列是他的講稿:
......現實地看，我提出「我是『不是我的我』」，不只解釋作為自己行動指針的思想基礎，也企圖為改造台灣人的心靈狀態(心靈改革)提出綱領。已經擁有自由的台灣人要擺脫再次失去自由的惡夢，不能只靠形式上的民主實踐。台灣人要走出舊的歷史，從而開啟未來的歷史，必須要在民主實踐的同時進行內在更新，勇敢地從事一切價值的價值轉換。反之，所謂的「維持現狀」，等於是無限期地延擱自己的內在求索，以閉瑣的心態在瞬息萬變的世界中隨意漂流。這絕非當家作主應有的認識。
但要成全新時代的台灣人，不單單是以外在條件自我定義而已，那是消極的。積極地，新時代台灣人更需要從自我更新做起，形成全體性的精神揚升與文明創新，把追求「超我」與普遍地催生「新時代的台灣人」當作並列的目標予以完成。......
——<我是誰 新時代台灣人的道路>(禪宗道場講稿2005年9月10日)
晚年的李登輝不停地問：我是誰？然後給出一個故弄玄虛的答案，「我是『不是我的我』，我絕對不是自我，我也不是我。我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的我』。」
換一個角度來看,若是將「我是『不是我的我』」視為一種身分認同困難的現象也未嘗不可.在此,不妨參考石之瑜對李登輝政治人格的描述:
「李登輝的政治性格有幾個特點，而首先就是他對於『自我』這個概念近乎偏執的關注。他自年輕時開始，就對於自我有一種既畏懼，又迷戀的矛盾感情，非常有意識地在思索如何把持自我的問題。」
或許,在那個政權更迭頻繁的年代,找尋自己的「臉」的確是當務之急.證諸他的經歷,從早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到取得大位後致力於本土化、建立台灣主體性,並且模仿日本的脫亞入歐、鼓吹所謂「脫古改新」,這一切看似欲幫台灣塑造出一張獨特的臉,結果呢?
2015年他接受日本媒體Voice專訪，稱二戰期間的台灣人「身為日本人，為了祖國而戰」，並說「70年前，台灣與日本是同一個國家，既然是同一個國家，台灣對日抗戰當然不是事實」。顯然地,他到現在仍企圖代表台灣人認同皇民身分.
回顧二戰後的東京大審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善讀空氣的日本人如何與戰勝國周旋.最後從鬼畜英美轉換成美日同盟,完全沒有心理障礙.很顯然地,日本人在實踐「我是『不是我的我』」是很徹底的,同時也成功地轉換出一個現代化日本.
因此,李登輝也想運用這種快速的價值轉換來催生「新時代的台灣人」.自詡具備捨私為公信念的李登輝,將「我是『不是我的我』」詮釋為捨小我,為大我.同時他又認為中國傳統儒家文化強調「私」.遂以鼓吹「脫古改新」來擺脫中國文化束縛.
但這一切恐怕只是檯面上的話.用政治力讓台灣擺脫中國文化的真正目的,只能從政治角度來思考.鬥臭鄭成功在台灣的一切作為,乃是正式切割台灣與中華文化最早的聯繫.
李登輝統治之後的台灣先是貪婪之島,繼而淪為鬼島.說它曾是中華文化復興基地實在難以置信.這說明甚麼?中華文化根苗已枯萎,難以復興?若是如此,讓台灣徹底台化也沒甚麼大不了.只不過沒深厚底蘊的台灣文化如何成為承載轉化的基石?到頭來恐怕也只能不三不四的鬼混而已.
可憐的是那些搞不清自己是甚麼東西的渣!台灣人甘心再次淪為殖民地的願望,恐怕也得再打一次混戰才得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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