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作為最大反對黨的民進黨是觀察台灣人民素質的最好窗口，從它接收早期台獨意識、228事件和白色恐怖記憶一路走來，最後結合環保綠色的聲音，只有兩個字可以形容：投機。
雖然，在它投機過程中的確瓦解了國民黨的威權。但諷刺的是，它迫切地希望建立新威權(壟斷本土化論述和片面代言台灣共識)。只不過國民黨愚民不了的人，同樣也不會被民進黨愚弄。這種人是台灣的中流砥柱，他們可以自我建立核心價值、心靈秩序。
在2012年選後對綠黨的建言中曾出現：＂要親綠的環保人士不再挺綠，某種程度而言也是非常殘忍的＂。這樣的文字是否間接說明了環保運動所面臨的困境？這種困境形成的原因乃與傳統文化價值的將斷未斷息息相關，而且必須從長期以來傳統與現代錯綜複雜的擺盪關係中抽絲剝繭才能看清楚。
首先，我們不妨先問：在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人如何有機會建立自我的核心價值、心靈秩序？五四反傳統風潮，雖隨著國民黨遷台而止息(原因之一是因為對政權穩定有害)。但問題是核心人物－－胡適－－來到台灣了；樹欲靜，但風不止！慶幸的是，來的不只是全盤西化的代表，新儒學的大師也在此紮根了。最重要的是，張佛泉和殷海光也埋下了自由主義的種子。
當然這其中還有一項歷史的偶然，就是為了和中共的文革運動分庭抗禮，國民黨於1966年在台灣搞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其動機雖只是借文化復興運動來禁錮島內異端思想，達到其維護統治的目的。但卻意外地將傳統文化傳承下來。而這中間所浮現出的問題就是：為什麼某些傳統文化思想特別容易被撿起，因而有機會與現代化潮流形成互動？
就以盧騷的共和主義民主觀來說，為什麼有強烈使命感的中國知識分子特別偏好這種高調民主觀？高调民主觀與中國傳统文化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契合性？
關於這點，張灝的論述可算是具有說服力的，他說：「儒家传统是道德理想主义，内圣外王，宋儒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二元自我观”也在中国的儒家思想裡出现，它的危险性就在于人们常常把“精神我”或“大我”與集体主义的理念相结合，從而使精神自由用于实现集体主義的理念，個人自由也因而变成为集体利益服务的工具。总之，民粹意识與精神自由的观念是“五四”以来中国思想传统裡常常相并出现的两个趋势，这也是现代政治激化的一个思想上的主因」。
由此出發，再回頭看看台灣的黨外民主運動。便會發現從一開始，台灣民主運動就是訴諸激情和悲情的發洩，是為長期受到壓抑的情緒尋找出口。完全和西方近代政治理性化所造就的民主背道而馳。
雖然，八零年代以後學成歸國學人紛紛躍上台灣學術和政治舞台，西方理性價值受到吹捧，價值中立常掛嘴上。然而會站出來為公共問題發聲的意見領袖或知識分子本身其實在充滿道德自疑(道德相對化的產物)下，還是常常訴諸感性的認同。說白了，曾經紛紛為民進黨站台的教授們，難道不是受誘於那種充滿感性的訴求：台灣是咱們的母親？！而那些至今無視民進黨反民主的本質，而力挺到底的人，所追尋難道不也是感情上的依歸而已？！
再轉一個彎來看，台灣雖然搞過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但有人把台灣的經濟奇蹟歸因於"傳統價值"或"儒家思想"的復興，實在非常牽強。從左派觀點來看，我比較同意台灣的經濟奇蹟的出現是源於現代國家貿易保護主義和反革命的改革。以家庭爲基礎的經濟活動，要求投入長時間的和大量不付報酬的家庭勞力；地主在土地改革中得到資金補償，可以轉向工業投資；促進出口限制進口的雙重政策爲進入國外市場打下基礎；更重要的是，國家對經濟的干預保證了製造業部門的就業和資金，穩定了勞資關係。
要言之，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因為害怕革命，因而向美國式的自由資本主義制度靠攏。但就如今天華爾街運動所揭示的，這種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所帶來的傷害是結構性的。它先摧毀家庭經濟，繼而打壓地方性經濟，連帶也斲喪其背後所牽涉的價值。台灣在經濟奇蹟中所連根拔起的是一種作為人的基本價值。"甚麼都賣，甚麼都不奇怪"，這句廣告詞正是最貼切的反映。
想想在這外在物質環境劇烈改變，而內在價值也不斷崩解的過程中，人們要如何找到建立自我的核心價值、心靈秩序的精神食糧？！而且很不幸的，這種虛無的情境正是意識形態極端化的溫床，因為它具有指示方向和激起社會行動的重要功能。
於是民進黨就在這種環境下誕生了。結合了當時有辦法締造意識形態的各路人馬，包括鄉土文學、女性主義、社運、學運，儼然成為帶領台灣建國的先知，好像只要成立台灣國一切都會變得很美好。這種烏托邦的理想主義傾向讓它自然採取高調民主觀，把正義喊的震天響。但對如何落實正義卻只知執著於黨產、立院席次之類有形的、物質的(說白了，就是對可以分一杯羹的才有興趣)；對加強權利與義務的釐清，以便建立公平正義社會這類治本的工作，根本置之不理。至於如何達到建國的目標，更是荒謬地寄望於美國的支持。真不知民進黨及其支持者想建立的是甚麼樣的台灣國?!
總之，台式民主並非政治理性化的產物；相反的，它是一群歷盡殖民風霜的文化孤兒，在自我意識覺醒之後努力追尋文化主體性的過程。其意義相當於民族自決。不幸的是，台式民主的領航者－－民進黨－－患了嚴重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又稱為人質綜合症)，將民族自決的希望寄託在兩個過去到現在的殖民者：日本(實質統治過，如今影響層面在文化和經濟)和美國(影響層面涵蓋政治、文化、經濟、軍事)。
據心理學者的研究，情感上會依賴他人且容易受感動的人，若遇到認同危機時，很容易產生斯德哥爾摩症候群。而正是這種人質綜合症造成台灣主體性無從紮根。更遑論台灣共識！
無論是國民黨於1966年在台灣所搞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還是中共曾經喊出的文化改革，充其量都是文化為政治服務的戲碼。這百餘年來，傳統文化在現代化過程中支離破碎，想找回來當作建立自我的核心價值、心靈秩序的基礎，其實困難重重。許多學者大談創造性轉化，說穿了也是空洞的安慰而已。
於是，"愛台灣"這種庸俗廉價的感性訴求，竟然可以成為精神寄託，甚至救贖力量。突然間，好像喊喊"牽手愛台灣"，所有擺在眼前的外交、內政、環保諸問題，都會憑空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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